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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交雜的罌粟花
文／林宣瑋 （臺大歷史系學生）
在1946年到1948年的東京大審中，鴉片被視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代表物。然而由於檔案史料的限制、國族之間的矛盾、意識形態的爭紛，讓日本帝國的鴉片銷售問題至今無法展開討論，結論仍塵埃未定。
這次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一書，作者為長年耕耘鴉片販售問題的栗原純教授。栗原教授提到，日本在臺販賣鴉片的問題，在當今日本社會中仍是個禁忌，鮮少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相關者也常常噤聲不語，嚴謹的學術研究十分少見。早期的研究先驅，如江口圭一、山田豪一等學者更由於關鍵史料未開放，對此無法細緻論證，僅能提供通說的見解而抱憾。而過往學界長期關注日本在中國大陸生產販售鴉片的問題，但卻忽略「日本的鴉片政策根源地，其實是臺灣。若要理解帝國的政策，臺灣是個不可略過的起點。」所幸，日前出版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讓日本在臺販售鴉片的問題得以展開討論。栗原教授也希望透過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補足日本帝國鴉片貿易的重要一角。
剷除陋習vs. 開闢財源
鴉片向來被日本當作是清朝所留下來的「陋習」，而文明的日本應該將野蠻的臺灣馴化，其首要之務，就是在臺灣落實禁煙政策。
在殖民體制下，日本本土（包含琉球）與透過戰爭所得到的外地，如臺灣、朝鮮，採行不同的法律措施。當時日本本土已嚴格禁止鴉片，但臺灣吸食人口眾多，總督府認為貿然採用禁斷政策恐釀民眾不安，必須另尋方法。也因此總督府在1897年頒布了律令第二號，也就是俗稱的「臺灣鴉片令」，宣布臺灣採行鴉片漸禁政策。
鴉片漸禁政策的想法來自後籐新平。時任衛生局長的他建議總督府，就長期來看，消滅鴉片是絕對必要的。但短期而言，考慮到仍有許多吸食者，則必須供給他們鴉片。後籐新平替這樣的行為定義為「治療」，並且建議加強使用規範，如吸食者必須向警察提出申請、並且取得總督府的許可證明。總督府想要控管鴉片的來源、壟斷鴉片的生產利潤，於是開設了專賣局製造鴉片，並任命合法的零售商，專門販售鴉片給吸食者。同時，總督府也對外宣稱「鴉片的稅收都是充當實施衛生政策的費用」。就整個比例來看，到1930年，鴉片大約佔整體專賣收入的4%到5%左右，而專賣又佔總督府財政收入的五到六成，對財政不無小補。
財政收入 vs. 文明形象
從數字上來看，後藤新平的漸禁政策起了效用。1900年領取吸食證的人有十萬多人，到了1930年僅剩下26,000人。然而，總督府是否真心想要引導吸食者不使用鴉片，這件事情卻值得深究。總督府的確一直宣傳禁煙政策，但對他們而言，鴉片專賣這樣重要的財政收入，實在是無法輕易放手。
栗原教授指出，「讓重度使用者吸食鴉片」只是個藉口。當時的臺灣民眾只要向警察登記、申請，不論是誰都可以取得吸食許可證。甚至也出現未吸食鴉片者轉賣許可證的現象。總督府雖然處罰無照吸食者，但卻恣意地發放證照。當時總督府也派許多人到台灣各地訪查鴉片的吸食狀況，並要求訪員撰寫「復命書」（出差報告）。從復命書可以看出，日本人顯然認為臺灣由於有許多傳染病，民眾必須靠鴉片醫療才能夠活下去。儘管總督府一直提倡漸禁，但實際上仍放任許多民眾吸食鴉片。而在輔導上更顯得緩慢。原本預定治療重度吸食者的臺北更生院，直到1930年才開始對病患進行治療，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晚年時就曾說過：「總督府並不讓自己對所有的吸食者進行治療。」
輸出鴉片vs. 國際制裁
日本雖然在本土禁煙，但卻在海外販賣鴉片。然而這樣賣鴉片的行徑是不被國際允許的，1909年的上海國際會議就想要解決列強在殖民地販賣鴉片的問題，台灣總督府為此派遣警務局衛生課長高木友枝與會。高木友枝在會議上以臺灣為例，說明日本的鴉片漸禁政策，試圖說服列強其在台灣生產鴉片是「有所苦衷的」。
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採取進口替代政策，不再從歐美進口鴉片，反而要求國內的製藥公司自行研發製造鴉片。臺灣正是日本生產鴉片的地方。日俄戰爭讓日本得到關東州的控制權後，日本也實行出口政策，將臺灣製造的鴉片，運送到中國獲得暴利。一次大戰結束後，國際間批判日本販賣鴉片的聲浪益加擴大。在國際聯盟的鴉片諮詢委員會上，新崛起的美國與當時大量輸出鴉片而換取外匯的英國互相抗衡。美國批評英國無人道精神，而英國則以印度等地方醫療設備不足、鴉片是家庭必需的萬靈藥為由，認為鴉片仍有進出口的必要。日本在當時想要躋身國際列強，展現文明大國的氣度，則屢屢提出在臺吸食鴉片人數減少的證據，說明鴉片的漸禁政策的確有效。
總督府對待國際聯盟的管制，其實抱著兩種心態。一方面禁止販賣，希望博得名聲，但又以漸禁政策為由，繼續販售鴉片給重度使用者。栗原教授將其作為稱之為「轉換改變」。國際上列強僅管提出抗議，但總督府總用漸禁政策的名義，正當化製造鴉片的合理性。
但實際的情況是，隨著日本帝國的版圖不斷擴大，臺灣總督府銷售鴉片的市場也益加擴張，其中主要的出口地以中國的東北、山東半島一帶為主。在一次大戰之前，日本甚至也向大陸來臺的工人販售鴉片。二戰期間，更在金門、廈門與海南島等地種植罌粟花。
官方醫療 vs. 民間治癒
不過，從事實的角度來看，吸食鴉片的人口數的確隨著時間下滑。栗原教授認為，與其推定吸食人數下滑是為總督府政策的成功，倒不如說是臺灣社會開始淘汰陋習。
總督府並未真心想要改善台灣人吸食鴉片的情形。原本吸食鴉片應該受到刑事處罰，但總督府往往從寬認定。許多當時的意見領袖，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也抗議總督府的兩面手法，認為總督府利用漸禁政策之名，行販賣鴉片之實。
栗原教授強調，從總督府推行漸禁政策以來，民間即出現許多「據說」能夠幫助吸食者勒戒的民俗、宗教活動，例如從1901年開始在北部地區盛行的降筆會，即號稱在關公面前宣示戒煙，就可達到勒戒之效。畢竟吸食鴉片所費不貲，往往也是沈重的家庭負擔，家屬往往希望藉由傳統的民俗儀式，讓親人脫離鴉片的控制。但總督府對此相當感冒，因為中國有許多源於宗教、民俗的活動，到最後演變成反抗運動，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山東的義和團。總督府害怕降筆會變成另一個抗日運動，因此嚴加取締。在總督府的兩面政策下，臺灣人還能夠自行救濟、戒煙，是相當值得探究與深思的。
透過不同史料的爬梳，栗原教授從不同的視角，擺脫以往史料的侷限與僵化的政策宣傳，重新發現在鴉片政策下民眾自身的反抗與選擇。同時，他也深入淺出地解釋日本帝國在各個不同時期、不同地點所實施的鴉片政策。這樣苦心造詣的研究成果，當為我們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