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妁之言到自由戀愛──《近代台灣女性史》新書講座側記

從媒妁之言到自由戀愛──《近代台灣女性史》新書講座側記

文／劉建志（臺大中文所博士生）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教授洪郁如學術著作《近代台灣女性史》於2017年由吳佩珍、吳亦昕翻譯，臺大出版中心發行，並於誠品臺大店舉辦兩場講座。在第一場講座中，洪郁如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吳佩珍對談，談及「新女性」在日治時期的解纏足與受新式教育的狀況，並由此研究日治時期「文明開化」的新女性文化。第二場講座由吳佩珍與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吳亦昕對談，講述關於「新女性」婚戀模式的轉變。本文聚焦於第二場講座之所談所論。

講座開始時，二位講者皆提及「新女性」戀愛結婚的世界潮流，並以書中所寫為證：「新女性的出現，對婚姻樣式、社會運動與家庭組成等層面所帶來的變化。當戀愛結婚論在東亞流行，也逐漸傳入台灣，進而重新形塑兩性關係以及婚姻樣式。（註一） 」「戀愛結婚」的概念來自瑞典的愛倫凱，她認為戀愛及婚姻應建立於各自獨立的人格。這樣的論述傳到日本，影響了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集團「青鞜」，創始人平塚雷鳥譯介愛倫凱此文之後，戀愛結婚的概念便從日本向中國、台灣等地擴散，在《台灣民報》等刊物亦刊登了戀愛結婚論述，開啟了女性解放運動之序章。

從媒妁之言到自由戀愛的發展，在《近代台灣女性史》書中亦有所述：「接受世界新思潮的洗禮而得知戀愛結婚理念的新世代青年，開始對以往的結婚方式感到苦惱與不滿。對他們而言，比起消極地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無權選擇生涯伴侶的傳統結婚方式，能夠自己選擇對象交往，以男女雙方同意為基礎的結婚要顯得有魅力的多。（註二） 」

與上場講座之女子「新式教育」的發展過程類似，戀愛結婚之主張也是先由男性知識份子主導之。當時留日青年接觸到日本大正時代自由的氛圍，追求藝術至上主義、戀愛至上主義，以之啟蒙女性，使女性有資格戀愛結婚。不過，看似開化之戀愛結婚論，卻面臨了殖民母國、舊禮教之壓抑，而未能健全發展。

舉例言之，「青鞜」這個女性團體不停被貼上標籤，「新女性」這個詞毀譽參半，守舊勢力亦常抹黑、詆毀「新女性」。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新女性也面臨類似處境，日治時期的台灣婦女運動常會受到日本統治者的壓抑，在台灣社會亦有新、舊勢力之衝突。吳佩珍在講座中以1926年的彰化戀愛事件為例，此事件引起新舊文人激烈之攻防，在《臺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民報》就有60篇相關報導。彰化戀愛事件是彰化街長兒子楊英奇與林士乾帶領潘珍等5名女性密謀搭船前往廈門，但中途事蹟敗露。由於5名女性中有4名是台灣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之成員，因而成為被詆毀之目標。舊文人認為新知識份子過度提倡自由戀愛，因而導致道德秩序崩壞。新知識份子則認為此事件為「淫奔」，而非自由戀愛。除了新舊文人對「戀愛結婚」的看法不同，日本統治當局也透過報紙批判台灣文化協會，可見台灣新女性所面臨之反對勢力還多了殖民政府的政治力介入。

婚戀之外，新女性在社會上工作，亦面臨類似批評。在講座中提到，社會價值一方面認為新女性擁有經濟與精神的自立，這點值得嘉許。一方面也認為拋頭露面於觀感而言不太好。這兩種評價立場，正顯示新女性在社會上的價值仍是受制於男性視角，其肯定來自軍國體制中新女性之「用」，在家庭中扮演賢妻良母，在社會上貢獻生產力。然而，其過於自主也讓男性感到擔憂，因而不惜將之污名化，正如上述彰化事件，新女性即便以其自主意識參與社會運動時，也可能被以戀愛污名化。在日本的報導中，遠離家父長控制去求學的女學生，常被報導醜化其兩性關係，報導常寫到「墮落女學生」一詞，認為女學生容易因自由戀愛而產生悲劇。在男性評論家筆下，也會把「戀愛問題」提升成「婦女問題」。因戀愛通常是以結婚為目的，戀愛看重學歷、外貌。對新菁英家庭而言，女性對外需要有語言能力，對內也要有文化教養，而這些需要大量金錢培育，反而忽略新女性的真正自我訴求了。

除了在報章雜誌中能看到社會對「新女性」的種種看法，在文學作品中，亦不乏以新女性為主角之作品。然而，在處理新女性戀愛議題時，通常會出現三角問題，女學生小說的女主角通常是墮落女學生，因為跟男性往來而身敗名裂。當女性選擇自由戀愛時，若不是為了金錢，就是被欺騙，真正的女性自我書寫不多。若女性真的自主選擇了什麼，可能就是強化自我學識，出國進修。如同書中對比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書寫，便有不同之處：「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只能是男主人公戀愛憧憬的幻影，最終依舊只能進入父母之命的婚姻，這些作品凸顯男女主人公受限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畸形的近代化發展，暗藏太多的不確定性與不對等要素，讓戀愛結婚之路只能是荊棘重重。（註三） 」女性作家則是「開始摸索婚姻、家庭之外，獨立自主的可能性。⋯⋯象徵正逐漸萌芽甦醒，但仍不知名狀的主體性。 」

講座最後，有來賓提問，本書是否過於重視漢人中的新女性，而忽略原住民的婚戀問題？講者以霧社事件為例，提到日本到番地的警察與當地原住民結婚所發生的性剝削問題，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主題。此外，作者於書中亦有提到，「至於族群問題，本書雖著墨不多，但考察過程已確認到，新女性形成過程與特徵，普遍見於福佬、客家與原住民菁英階層，價值指標性的意義亦為各族群所共有，今後若有機會再以專文討論。 」雖然本書並未真正觸及此議題，但關於「新女性」主體性的探討，必然漸漸成長茁壯，成為不可忽視的主題。

註一：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吳佩珍代序。
註二：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206。
註三：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吳佩珍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