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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語境下的努力
文／李聿康（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左起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楊雅惠、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蔡美智
主持人：蔡美智（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主講人：楊雅惠（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地 點：臺北世貿展覽一館A333展位
時 間：2018年2月7日 17:00-17:45
「有道是，『最難風雨故人來』。」在開講之時，主講的楊雅惠老師引用了孫星衍的名句，點出了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國文化是崇尚舊人的，然而基督教重視的卻是「重生得救」的新人。當十九世紀，基督教重入中國時，無論是傳教士，還是中國社會，因而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文化衝擊的難題：「如何在龐大的文化差距之下，互相對話？」香港中文大學黎子鵬教授的《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一書，即藉由分析漢語基督教小說，來討論傳教士和漢人基督徒在試圖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下，如何運用中國章回小說來「舊瓶裝新酒」。本次書展，臺大出版中心邀請到中山大學中文系楊雅惠老師導讀本書，並由同系蔡美智老師擔任主持。
主持人蔡美智老師首先簡介了作者和本日的講者。本書的作者黎子鵬教授是在香港大學念文學碩士之時接觸到基督教的研究，觸發了黎教授的研究興趣，因此畢業後進入牛津大學攻讀神學學位。講者楊雅惠老師則長年致力於基督教文學東傳和歐洲漢學的研究，並且曾舉辦包含多場東西跨文化研究的研討會。同時楊雅惠老師也是本書的書評作者。蔡美智老師並指出，本書談及的漢語基督教小說，是在十六世紀之後，長達兩百多年的基督教東傳史的脈絡下出現的。儘管早期的耶穌會傳教士與基督教小說的創作者無論在宗教上、傳播對象上，都有所改變，但仍面對同一個問題：如何去了解中國文化，並在這個基礎上，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
楊雅惠老師開始演講時，進一步指出，傳教士文學本質上即是跨文化語境的產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身穿儒服、運用古雅的文言文打入士大夫社會，試圖在中國的上層傳播教義。新教的傳教士到來時，則有人致力於創作基督教的中國章回小說，來宣揚教義。他們都面對一個問題：「如何運用漢語中既存的要素，重新詮釋基督教教義，來使對之全然陌生的中國人能接收基督教？」對本書所涉及的漢語基督教小說作者而言，創作小說因此有必須思量的傳教策略指導。
傳教策略中，翻譯詞彙是需要注意的問題。楊老師指出，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等人，首次使用了「天國」、「福音」、「弟兄」等詞來翻譯聖經。此外，傳教士引介的聖詩之中，運用了中國古籍的典故重作詮釋。譬如翻譯蘇格蘭的聖詩《養心神詩》時，即大量運用了詩經的詞彙。
除了詞彙翻譯外，翻譯也必須調和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扞格。這個思想在利瑪竇傳教的時代就已經出現，讓傳教士去適應中國文化，而非反而行之。在本書所談的晚清基督教小說創作中，《約瑟紀畧》和《金屋行儀》即可見到這個現象。《約瑟紀畧》是理雅各用中國歷史演義小說的形式重新創作聖經中約瑟的故事，故事中特別將約瑟塑造成了德行高超的儒者形象。而《金屋行儀》的故事則是講述皈依基督教的猶太女子如何勸說父親改信基督教。這篇小說的漢語版相較於原著，大大強調了主人公的孝行，並且，將其中一段撒旦與耶穌的鬥爭的描述，改成了李白與莊子對時光流逝的哲思。從這些例子可見基督教小說調和異文化的努力。
除了翻譯之外，漢語的基督教小說引入了不同於原先章回小說的敘事結構。楊老師引用了Northrop Frye的敘事概念，說明了在人類敘事中的三個世界：自然世界、天啟世界和魔怪世界。基督教的福音故事從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動力軸，使故事在三界之間，以U型結構的形式發展。主人公必須先從自然世界來到魔怪世界受難，最後才升天得道。這種悲喜劇的形式是很多故事的原形，但丁的《神曲》和《天路歷程》都是這類形式。在漢語基督教小說中，也有許多採納了這個故事形式，比方說前述的《天路歷程》漢語版，以及由漢人基督徒所寫的《無名小說》，故事主人公在人生谷底的時候，聽到了由《天路歷程》改編的中國十二月調，受到了啟發，因而改信了基督教。
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可以分成幾個大類。第一類是翻譯小說，譬如《金屋行儀》、《安樂家》等，都是原本在基督教世界就頗為知名、後來才由傳教士翻譯成漢文的例子。第二類是聖經故事的再創造。例如理雅各所寫的《約瑟紀略》，即是運用中國演義小說的寫作手法，重新改寫聖經中約瑟故事。第三類是對話論道體，整個故事沒有太多的情節，而是透過兩三人互相辯論的方式，討論基督教教義，本書的例子是郭實獵《是非畧論》。第四類則是寓言故事，如《天路歷程》等，第五類是證道故事。再這些分類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小說形式，叫「時新小說」，這是在十九世紀末，由傳教士傅蘭雅所舉辦的基督教徵文比賽，希望以基督教的教義面對中國社會弊病為核心，創作小說。參與者大多是漢人基督徒。雖然這些小說最後都沒有刊登，但卻從其中看到漢人如何運用基督教的元素，去面對當時的歷史處境。
楊老師認為這幾個類型的基督教小說，在前述調和異文化隔閡的基礎下，有下述的幾種特色。在語言特色上，本書涉及的小說創作時間橫跨近百年，而這一個世紀正處於中國文學從文言文走向白話文的重要時期，因此漢語小說的創作語言也反映了這個變化。早期的小說為了適應章回小說的語言形式，經常加入「看官」、「話說」等語，到了後期的漢語基督教小說中，這些要素逐漸減少，反映語言逐漸歐化的現象。翻譯上也逐漸出現基督教語彙本色化的現象，如上帝轉為「仁蒼」等。在故事情境上，漢語基督教小說既反映了新教重視日常生活描寫的特色，多運用寫實主義手法寫作，同時又「處境化」，積極面對了創作者當下的社會問題，如時新小說積極面對中國的鴉片、纏足問題等。
楊老師認為，漢語基督教小說最終可能影響了中國小說的敘事傳統。中國原先的著名長篇小說《紅樓夢》等是抒情傳統，是一個向下運動的過程，最終邁向悲劇，並且封閉在自我的界域，不能邁向永恆。基督教小說則在自我的時間之外，提出了歷史時間和宇宙時間，並因天、人間存在著位格關係，因而在三種時間之中，存在著倫理的關係。對於故事的敘事者來說，則預示著透過敘事，故事能重整客觀世界的倫理關係。楊老師認為，晚清的救亡圖存的小說理論抨擊抒情傳統，可能就受到了基督教小說的影響。
因此，在討論漢語基督教小說的跨文化特性之餘，本次演講更指出了這些小說對晚清之後的新文學運動的可能影響。基督教小說如何影響梁啟超之後的中國小說家？這點可能是讀本書之後，值得再進一部深思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