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觀下的國家績效──當代中國政權合法性與社會發展」講座側記

「天命觀下的國家績效──當代中國政權合法性與社會發展」講座側記

文／魏龍達（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主持人：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主講人：趙鼎新（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
地　點：臺北世貿展覽一館A333展位
時　間：2018年2月9日 19:00-19:45

臺大出版中心2018台北國際書展系列講座的第五場，主題「天命觀下的國家績效：當代中國政權合法性與社會發展」，是由趙鼎新教授（芝加哥大學Max Palevsky教授）主講，並由陳志柔教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主持。

陳志柔教授在引言時，特別介紹了趙鼎新教授極為特殊的學術背景：在加拿大的McGill大學拿到昆蟲學（1990）與社會學（1995）兩個博士學位。趙教授由於優異的學術表現，博士畢業之後旋即得到美國諸多名校的offer，並進入芝加哥大學任教，開啟引人注目的研究歷程。研究主題從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到東周戰國的國家形成與中國歷史長期變遷，近年來則探討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與經濟發展、社會運動、公眾輿論等各方面的關係（註1）。

趙鼎新教授回顧自己1989年正在加拿大撰寫昆蟲學的博士論文，但是天安門學運爆發，讓他決心轉向社會科學，深入研究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探索眾多社會科學理論之後，趙教授發展出「合法性」這個核心的分析概念，區分意識形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績效合法性三種理念型，並主張不同的政權合法性會形塑出群眾不同的政治思維與行為模式，以及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意識形態合法性（價值理性、價值正義）是指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建立在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程序合法性（形式理性、程序正義）指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建立在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產生程序，其中又可分為菁英程序與大眾程序。績效合法性（工具理性、實用主義）指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於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趙鼎新教授認為，這個分析框架能夠有助於理解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運動、公共輿論等各方面的變遷。

1989年天安門學運之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如同許多人所預測那樣迅速垮台，關鍵原因在於中共成功地將政權合法性基礎從意識形態轉為績效。更具體來說，六四之後中國面臨強烈的國際批判與國內民怨，政治菁英在此危急情勢下，被迫團結一致極力發展經濟。績效合法性為核心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一方面使得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並維繫了中共政權，但是另一方面卻也給中共帶來更高的績效要求與持續不斷的執政壓力。

許多研究指出中國民眾對於政府的支持率相當高，為什麼中共還需要控制網路輿論？為什麼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支持率就算跌到谷底，卻依然並未試圖打壓言論自由？其中一項原因就在於合法性的來源不同。民主國家以程序合法性為政權基礎，各種民怨與反彈都能夠透過程序化解，因而能夠維持更為穩定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然而中共目前仰賴的績效合法性，卻是一種較為不穩定的政權基礎，經濟發展速度一旦遲緩，民眾支持率下降，立即就會威脅政權穩定。

績效合法性不僅帶來較為不穩定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也形塑了中國民眾偏向工具理性的政治思維與行為模式。首先，民眾對於公共物的要求不斷提高，難以滿足於既有的經濟發展成果。其次，雖然不再相信過去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只在較低的程度與範圍當中具有效果），但是也不相信198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頌揚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民眾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比許多民主國家都來得更好，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未必能夠帶來這樣的發展。

趙鼎新教授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與中國如此相近，在地緣政治當中很難不受到中國影響，因此必須對於中國有所認識。而其著作《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運用合法性的概念，對於當代中國各方面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將有助於台灣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

對於趙教授精彩的演講，現場聽眾提問熱烈。第一位提問的聽眾以中國導演賈樟柯幾部反映社會黑暗面的電影為例，請教趙教授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之後依舊存在的負面問題。趙教授回應表示中國變遷極為迅速，許多問題一旦得到揭露，政府很快就會解決。在1990年代，絕大多數人民未受到醫療保險涵蓋，曾經是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而2006年前後中國的貧富差距達到高峰，各地上訪與抗爭不斷。然而江澤民與朱鎔基成功地以充盈的國庫推動許多政策，化解了社會矛盾與衝突。趙教授並且提及他個人觀察貧富不均的指標之一，是看電視台的扶貧紀實節目。他注意到目前的節目拍攝地點不僅越來越往內陸去，更是越來越往海拔高處爬。這顯現出中國政府已經逐漸解決大部分地區的貧窮問題。但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促使經濟發展並解決社會問題，則來自於績效合法性所形塑出的，來自於民眾的高度壓力。

第二位聽眾的提問是關於網路媒介與社會運動的關係。趙教授主張不能過度強調網路的重要性。新興媒體剛形成時，如果政府剛好碰到危機，或許會人民的集體行動而推翻，但是各國政府會從其他政府的經驗當中學習，而逐漸能夠有效地控制新興媒體，並且壓制公共輿論與集體行動。雖然中國政府近年來已經有能力控制網路輿論，但是趙教授認為這樣的控制未必有利於中國政府的統治。趙教授提及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在過去曾經自發地群起攻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批評他們發言中某些與事實有違之處，並且積極擁護中國政府。但是當中國政府豎立周小平、花千芳等人為自乾五模範，並且積極控制網路輿論之後，反而減少了中國網友主動支持政府的意願。因此，網路對於社會運動，不是一個導致影響的自變項，網路反而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的應變項。

第三個提問是關於2017年底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以及中國的戶口政策。趙教授認為北京部署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之所以引發重大爭議，是一個突發事件。11月18日大興區發生火災之後，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以過於急躁的方式將人口趕出北京，才出現廣泛的反彈聲浪。上海其實也在推行同樣的政策，但是方式較為和緩，也就比較能夠順利推行。趙教授並且指出戶口問題沒有想像中那樣嚴重，因為只要能夠買下房子，就能夠有城市戶口，孩子也能夠進入中小學就讀。真正的問題是在於高考。但是即使政府有意開放高考，北京市民與上海市民也會極力反對，以維護自己孩子高考的優勢，而政府是絕對不願意得罪北京與上海市民的。

最後一位提問聽眾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成長，原因或許不只是因為趙鼎新教授指出的績效合法性，也在於中國曾經能夠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然而目前東南亞與南亞的勞動力比中國更為便宜，或許會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另外，中國逐漸建立起網絡言論審查的高牆，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影響？趙鼎新教授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應：首先，廉價勞動力是一個因素沒錯，但是勞力便宜的國家很多，卻只有中國和越南經濟得以成長。低廉勞動力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充要條件。中國的經濟成長，主要還是來自於198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高度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全力發展經濟。績效合法性甚至使得中國內部各地區高度競爭，各層級的官僚之間以經濟發展的指標來決定彼此的權力位置。其次，中國目前幾個大企業，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創新，而只是綜合了幾種既存的服務與技術，再加上中國市場龐大所以成功。趙教授認為創新確實來自於思想上的多元，必須在自由社會當中，在意識形態層面高度競爭才能產生創新。但是沒有真正的創新，或許也能帶來經濟成長。

主持人陳志柔教授在本次講座的最後，鼓勵現場聽眾仔細閱讀趙鼎新教授這本精彩的著作，並且並進一步報考社會學研究所，以期能夠更為廣泛且深刻地理解中國，這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大國。

註釋：
1.趙鼎新教授幾個研究方向的代表著作，包含《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2007)、《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2011)、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2015)，以及臺大出版中心剛出版的《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另外，趙鼎新教授曾經於2006年來台，在清華大學開設「當代中國講座：社會運動與社會學研究法評述」課程。課程講義經改寫與擴充後，以《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為書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