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移墾與清代客家研究──《成為臺灣客家人》新書講座側記

地域、移墾與清代客家研究──《成為臺灣客家人》新書講座側記

文╱陽智寧（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研究生）

講題：清代台灣客家移墾與定居──《成為台灣客家人》新書講座
主講：李文良（臺大歷史系教授）、陳志豪（臺師大臺史所助理教授）
主持：王泰升（臺大講座教授兼出版中心主任）
時間：2019年10月24日（四）19:00-20:30
地點：臺大圖書館1F日然廳

由於國外研究無法較完整地顧及臺灣人文社會環境，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秉持將研究回饋到教學的想法，希望能出版一套與臺灣歷史相關的系列書籍，作為引領讀者與學生進入臺灣史學術研究的教科書。在這樣的理念下自2019年9月起陸續出版的「臺灣史論叢」，將臺灣史研究分為十六個領域，於每個領域中選出八篇關鍵論文，提供單一主題下的多元視角，希望能描繪出更加細緻的臺灣史樣貌。因此「臺灣史論叢」不只提供學術研究的基礎知識，更要將研究成果推廣給大眾。

配合「臺灣史論叢」之出版，臺大出版中心也舉辦「臺灣史論叢系列講座」，由系列主編與作者帶領讀者一起來探討叢書的內容與議題。系列第四彈的「清代台灣客家移墾與定居：《成為臺灣客家人》新書講座」，即在2019年10月24日，由臺灣大學法律系的王泰升老師、歷史系的李文良老師以及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陳志豪老師，引導讀者一同來閱讀本書。

當讀者在書店或網路資訊上看到「成為臺灣客家人」的書名時，一定會產生很多疑惑與想法吧，何以客家研究會在臺灣史學術中佔有這麼重要而獨特的地位呢？講座開始之初，王泰升老師與李文良老師便為讀者解答客家人的重要性。事實上，客家人可說是一種世界性的研究，藉由客家研究的進行，我們應該要能與世界史中的移民研究進行多元的對話。因此李文良老師以自身研究的屏東一帶為例，指出從清朝臺灣地方志的《諸羅縣志》、《鳳山縣志》、《臺灣縣志》等史料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客家人是以負面形象在歷史舞台登場。以伊能嘉矩為首的傳統說法認為，這種形象的產生是因為客家人「素行不良」所以無法在府城生活而不得不離開城市轉往山區定居。不過這種將歷史紀錄與史料當成「照片」，認為文獻能完全反映當時情況的想法，其實不能還原事實。因此我們應該將史料當成「鏡子」，思考是誰寫下了這些地方志。清朝地方志的作者多是當時的地方官員在訪查地方後留下來的紀錄，因此地方志可說是以閩南人的視角為中心的史料，而這些紀錄就是閩南人對客家人的認識。由此可知，探究客家人，就是了解這種移民社會中的相互認識與關係，並且釐清客家人如何以弱勢群體的身分來克服移民問題。

透過李文良老師的提醒，我們雖然已經知道客家人與閩南人的身分認同不一樣，史料中的客家人形象很可能是閩南人在偏見與立場的影響下所留下的紀錄。但是客家人與閩南人皆屬於「漢人集團」，那麼「客家」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在臺灣出現呢？高屏地區的六堆聚落研究或許可以回答這樣的疑問。從地圖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六堆是分散的六個客家聚落，但是它們卻往往以一體的方式在活動。六堆的客家人在康熙50年之前就來到臺灣，並且形成不小的勢力而足以威脅閩南族群。且米穀經濟的出現導致客家人生活的地帶價值上升，加上當時的耕作型態多是閩南籍的地主聘用粵籍的佃戶，因為地主與佃戶屬於不同族群，也因此常常發生租稅問題。為了解決稅租問題而出現的永佃權，便要求閩南人當地主不能隨意更換粵籍佃戶，另一方面因為閩人與官府關係較密切，因此粵籍人民只要繳租給業主而不與官府打交道。這樣的合作模式反而對粵人較有利，成為粵人的一種利益選擇。

1720年發生的朱一貴事件再度為六堆的客家族群帶來變化。其實當時協助官府叛亂的族群除了客家人還有閩南人與原住民，但最後卻只有客家人與義民形象產生連結，這是因為在當時的六堆客家人在朱一貴事件中發現到協助官府可能帶來的利益，因此在事後積極爭取義民的象徵，包含迎萬壽亭的萬歲牌回六堆並將其視為皇帝的代表、村子也改名成「懷忠」，或是藉由皇帝議敘功加一等，使客家人具有軍事榮譽感，這些手段皆可視作客家移民對抗歧視的方式。此外，清初在閩南人排擠下無法參加科舉，但是1739年客家人前往考場抗議，換得閩客皆有固定名額，自此在客家人爭取百年後，閩客之別就此制度化。從這裡可以看出客家人作為世界史的縮影，呈現出移民族群與官府的關係，以及移民社會的形成。

李文良老師所分享的案例基本上是以南臺灣的客家族群活動為主，但是客家人在清代時也曾向北臺灣開墾，那麼北臺灣的客家人又是什麼情況呢？關於這個問題，則是由陳志豪老師以新竹九芎林為例來向讀者解惑。由於陳志豪老師希望以北臺灣客家移民研究與原有的南部客家研究對話，因此陳志豪老師也風趣地說這是「戰南北」行為。那麼該怎麼在客家移民的議題「戰南北」呢？又為什麼需要將客家移民分成南北兩地來討論呢？其實臺灣南北的客家移民，分別反映十八、十九世紀臺灣新地開墾的時代特色，清代南部客家移民面對的是十八世紀的請墾制度；北部客家移民則是面對了十九世紀的番屯制度。這近百年的時間差距，影響了移民社會的形成。例如南北客家的義民信仰，在祭祀活動的呈現上便有不同，南部客家的忠義祠比較像是忠烈祠的形式，但北部客家的義民廟則更像一般民間信仰的廟宇。這代表對南北客家移民來說，國家意象應該出現了不同的認識。因此陳志豪老師認為北部客家移墾的研究重點，應該要放在客家移民如何適應不同的環境並生活下來，他們如何形成人文社會、如何適應制度政策。

由於客家移民在十八世紀末移民北臺灣時，首先必須面對界外開墾如何合法化，而此一合法化的過程，正好與林爽文事件後的番屯制度結合在一起。因此陳志豪老師以新竹九芎林進行研究，說明十八世紀番屯制度的施行，表面上在處理熟番族群與土地開墾的問題，但實際上卻成為漢人移民進入淺山丘陵開墾的關鍵。九芎林的情況是，儘管官府最初訂定屯租的租額與開墾面積，但是為了增加開墾面積，當時的佃首便以「水患」為由，在屯租總額不變的前提下，要求官府調降每甲屯地的地租等則。並藉由地租等則的下降，達到合法增加墾地開墾的結果。因為中央官府其實只在意是否有收取足夠的番屯租額，在開墾事務由僅由地方官府處理的前提下，這樣的開墾方式才得以成立。換言之，實際的制度操作，反倒使得過往禁墾的淺山丘陵轉為可以開發，最終促成了「墾莊」的形成。

相信大家一定很訝異，清代的官府居然這麼大而化之、地方官員如此不拘小節，允許臺灣的客家人開墾「界外土地」！事實上，若重新將林爽文事件放回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來看，便可以發現林爽文事件的背後，是清朝的國家領土突然變大的歷史。因此，乾隆皇帝重新恢復屯墾制度，是要釋放地方權力來管理新的疆域，而這種屯墾制度推行到了臺灣，則成為漢人移民開墾土地的方式。同時，新的開墾制度也促成新的社會單元──墾莊。如此一來，墾莊成為社會整合的單位，並且反映在祭祀活動上，在墾莊開墾生活的人雖然不同祖籍，卻一起組成一個莊，最後形成「客家認同」的基礎單位。事實上，整個新竹塹丘陵基本上都是依循這個脈絡，成為北部客家族群形塑的群體。因此北部客家人與閩南人的合作就比競爭多了。

透過兩位老師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社會上都將臺灣客家人視為一個群體，但事實上他們的內部也具有各種差異與特色。這些特點除了是因為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處於較為弱勢的立場外，更重要的是這個弱勢群體必須隨著時代背景、地區差異與制度變化來不停調整生活方式，才能在臺灣島上落地生根，成為臺灣客家人、成為臺灣移民社會形成的縮影。

即使李文良老師與陳志豪老師都不是客家人，但兩位老師最後都從事客家研究，這點便足以看出臺灣客家族群的研究，無論在臺灣史或世界史的脈絡中，有其獨特的重要性，而得以成為世界性的研究問題。最後，王泰升老師也提及，當我們以西方的理論來看臺灣社會時，是希望能在累積豐富的研究之後找出臺灣的理論，而兩位老師的歷史學研究，便是形塑理論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