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夠了解台灣嗎？從「移民史」揭開台灣多元文化的面紗──《來去台灣》新書講座

你夠了解台灣嗎？從「移民史」揭開台灣多元文化的面紗

文╱林彥伶

講題：台灣，一座移民之島──《來去台灣》新書講座
講者：許雪姬（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鍾淑敏（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主持：王泰升（臺大講座教授兼出版中心主任）
時間：2019年11月19日（二）19:00-20:30
地點：臺大校史館2F中央展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從今年十月開始，台大出版中心為「台灣史論叢」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今天《來去台灣》一書的場次，剛好是最後一場，也為整個系列畫下完美的句點。

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王泰升說：「這一套書並非概論式的內容，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因為是論文集，每個觸碰到的面相必定很深。」。

不過，論文集畢竟是單篇單篇的內容，不免零散，這個時候主編的功用就很重要了，作為一個統整及帶領主題走向，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在《來去台灣》一書做得非常成功。

過去我們多是談到「來到」台灣的歷史，但其實「離去」台灣的人也多，像是日治時期的日本人在戰後就大批大批的離開。關於這個主題還有更豐厚的討論，王泰升表示廢話不多說，直接交棒給許雪姬。

台灣，一座移民之島

許雪姬說其實書名中的《「來去」台灣》，中間應該有一個逗號，不論是去台灣、來台灣還是離開台灣，不論是一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都是移民史的主題。

不過在這裡要注意的是，《來去台灣》探討的地方，主要還是以台灣本島和澎湖為主，畢竟金門和馬祖之前的歷史發展，還是比較靠近中國一點，一直要到1949年之後才和現在的中華民國綁在一起。

今日講座的內容，分別討論移民史的傳統史料、歷代的台灣移民、移民史的新史料、不同的移民活動實例。許雪姬表示，台灣的移民史研究很少貫時序的來談，所以這次也是藉由編《來去台灣》來才把整個過程串聯起來。

回顧移民史的傳統史料，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一）日誌、日記，例如：目前最早的史料《熱蘭遮城日記》，很多地方學在研究該地最早的史料時，多是透過《熱蘭遮城日記》；另外，雖然我們常在罵連橫的《台灣通史》，但其實它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像是其中的〈拓殖列傳〉中就可以看到先民移動的軌跡。

（二）護照，例如：1896年，福建泉州廈門海防分府給陳登志華人赴台灣的護照，這是我們目前可以早到最早的護照，細看護照上的內容其實非常有意思，上頭記載他是「華人」、家眷共有幾位、年齡分別為何、其事業為何，其中最有趣的是這護照裡頭居然還有「身材適中」、「面色為紫」、「眼色光明」的紀錄，和現代護照比起來可謂十分詳盡。

（三）族譜、家譜，例如：林獻堂家族的《林氏家傳》，林獻堂曾說過自己最喜歡歷史，所以《林氏家傳》的序文中寫得十分詳盡，是很好的移民落腳資料。

（四）調查報告書，例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裡頭也有豐富的資料。

那麼，到底台灣在各個時期來了多少漢人呢？許雪姬試著追了這些數字，在整合前人研究之後，大抵可以得出這些結果：

（一）荷治與鄭氏王朝時期（1622-1683）：根據江樹生的研究，當時漢人人口約在2.5-3萬之間。其中較為特別的，是一些原來就在台灣的漢人，去了東南亞發展後，又跟荷蘭人一起回來台灣的，他們被稱之為「唐人」，雖然說漢人還是佔很大比例，但荷、西、唐人的移民還是不可忽略。

根據陳紹馨的推估，在1650-1680這三十年間，大約有20萬左右的華人在台灣，鄭氏王朝結束之後，有大批的華人回到中國，從現在最早可以看到的清代紀錄─蔣毓英的《台灣府志》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口僅剩38,337人。

（二）清的移民：許毓良認為這個時期的移民和清朝的軍事配置有很大的關係，最一開始的綠營的兵力大約是1萬人，其中台灣本島為8000人，剩下2000人在澎湖，後來隨著時代發展，中國各省的移民與軍力來到台灣的越來越多。

清末時期多人洋人對台灣人口的記載，其中英國領事館的報告中記為255萬人，這和1895年伊能嘉矩的統計數字差不多，可見其參考價值。

（三）日治時期的移民：1895年台灣割讓後，日本政府宣布在1897年以前，台灣人可以選擇要回到中國繼續做清國子民，還是要留在台灣成為日本子民，根據台灣總督府1898年公布的資料，大約有6000多人離開，但許雪姬認為這應該還有少估，畢竟要花兩年時間就決定定下來不太可能，那時也有許多人來來去去，離開了又回來。

（四）戰後的移民：1949年國民政府因為內戰失敗而來到台灣，帶來大規模的移民，有人說是90-120萬，因為早期的軍人人口並未列進戶口，所以很難計算到底有多少人，許雪姬認為至少100萬人跑不掉。

接著，許雪姬帶大家看到近期公布的新史料：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旅券」，這是在2017年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公布的資料，得以了解1897-1942年間，台灣人申請到海外的登錄紀錄。

申請步驟是先向地方警察申請，經過調查之後，警察會把許可報告提至總督府，總督府再向外務省報告，所以今天這個史料才會在它的外交史料館，但其實台灣總督府也有這些資料，只是沒有被保存下來。

許雪姬舉板橋林家林熊光母親陳氏，要回家鄉福州申請的旅券為例，根據上頭的資料，可以看出其實和現在的護照已經差不了多少。另一個例子是音樂家高慈美要去從事音樂修業的旅券，那時的封面甚至和現在日本的護照沒有兩樣，其中，旅券裡有一些注意事項值得我們探討的，例如：領了旅券之後需要在2-3個月內出國，以便政府管制。

最後許雪姬帶大家看到移民活動的實例，延續前述談到的旅券，我們除了看旅券本身申請的步驟和內容，更可以挖掘當時人們移民的目的與背景。

當時會離開台灣的原因，主要都是工作，一是打工，做別人的雇工、使用人；二是就職，像是水手、船員、店員、醫院助手、通譯、軍人等等，這些都是很正常的移民活動。不只工作，掃墓、探親、營葬、觀光、考察甚至是求學，也都很是當時很多台灣人的移民活動經驗。

上述所說的移民活動都還算普通，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其實也有一些台灣人去了滿州國，因為當時日本政府需要會中文的官吏，台灣人便是很好的選擇，依許雪姬的認定，當時大約有幾千人過去。

在滿州的台灣人，其身分和在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他們多是行政官，據記載，當時滿州國的高等官與試補高等官，台灣人就佔了57名。例如：新竹人謝介石曾任滿州國的第一屆外交部總長，與日本簽訂〈日滿議定書〉；除了謝介石，黃鵬謀、謝久子都有在滿州國生活過的經驗。

綜合以上介紹，許雪姬表示希望能藉由這些研究和《來去台灣》，為台灣史進一份心力。

戰前在南洋的台灣人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鍾淑敏表示「在南洋的台灣人」的這個研究，她已經想做二十多年了，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和台灣人息息相關的主題。

戰前東南亞的資源豐富，早已是世界認可的事實，像是橡膠、胡椒等等產品都是熱銷全球的。而另一個豐富的點在於，這裡同時也是各個國家的殖民地，造就它錯綜複雜的脈絡。

雖然離台灣最近的是菲律賓，但台灣人最常去的卻是在那更南方的爪哇島，是今日的印尼也是當時荷蘭的殖民地。根據記載，當時約有1000-3000個台灣人在爪哇島，起初的台灣人多集中在爪哇島中部，隨著開發便漸漸移往東部。

會去爪哇島的台灣人，多是去經營「包種茶」事業，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郭春秧，雖然並不是只有他把包種茶帶到南洋，但卻是他統整了大家的商標，最後成為獨大的茶商。

其實，早在清代時期，就有許多人來到爪哇深耕，甚至生活了好幾代。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由於日本人的地位提高，荷蘭宣布只要是日本國籍的人，就能夠享有和歐美一樣的特權，所以即便是在本地生活已經的華裔爪哇人，也都會想轉成當時是日本籍的台灣人，他們和郭春秧一樣，多是經營茶葉。

除了茶商，當時還有物產商，著名的來自高雄的周里觀，他可是百萬富翁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故事同樣也十分傳奇，他在戰後仍留在印尼，直到「華人印尼化」運動開始後，他才回到台灣。

1930年代，開始有更年輕的人脫穎而出，例如：加藤商會的王江漢、翁鐘賜兄弟，其中翁氏來自嘉義東石，他們都是大學畢業，代表著新的知識世代；另外還有來自新竹的李埕奇醫師，當時是外務省補助他和其弟李錫福去爪哇的大學念書，他們都是爪哇台灣人的代表人物。

1940年代，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人、台灣人都被逮捕，從東南亞各地被送到澳洲的收容所去，鍾淑敏表示自己親自調閱這些檔案，可以看到當時這些人的個人資料卡，實屬寶貴的史料，不過那時的文字採取拼音法，在解讀方面還需下身功夫。

1946年，戰爭結束後台灣人也將被送回台灣，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許多人對於要離開是相當不捨的。在當時的集中營裡，有親日派也有反日派，還有一些是長期生活在爪哇完全沒有接觸過日本、甚至沒有去過台灣，他們那時一心只想回到印尼去。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離開印尼，在當時的北婆羅，有許多需要勞力的橡膠園，那時就有許多台灣人來這做「苦力」，前後大約有1000-2000人。戰後有些人留在當地，例如：張福忠，其後代仍留在當地。除了苦力，還有李天來醫師一家，他們主要生活在北湖一塊。

同樣在東南亞的馬來半島也有不少台灣人的足跡，隨著日本政府的開拓，日本人與台灣人多在當地進行橡膠、礦產事業，這些人多是工作性質為主，亦有配行的醫護人員。

不過，在這裡最特別的就是「演藝人員」，主要是演歌仔戲，由於當地有許多中國人的土地，所以華南一代的華人也會過來開墾，文化演藝事業也就隨之而來。

前述有提到澳洲的收容所，其實當時的印度也有。有別於澳洲與印尼，印度的收容所是讓所有日本人都集中在一起以便管理，其中很特別的就是，他們有自己的小學，讓在當地出生的日本孩子也能受到日本教育。

再來談到菲律賓，為什麼它明明離台灣那麼近，卻不是台灣人去的地方呢？主要是因為當時菲律賓政府採血統主義，台灣人雖是日本國籍，但事實上仍和中國人血統一樣，使其在入境時受到限制，所以台灣人很難去菲律賓發展。另外在法屬的地方，又以法國母國優先，所以日本國籍的根本沒有機會，發展也十分不利。

接著，鍾淑敏分享自己實際去歷史現場的經歷，剛好在今年九月去了印尼的日惹中華學堂，其實就在郭春秧家附近廟旁的小學校，特別的是，那裏保留了很多照片，讓鍾淑敏喜出望外。鍾淑敏還去了梭羅，發現了民國29年的碑旁有「張寶鏡」一名，他是當時台灣籍的茶商，直到現在，他們家族仍是經營茶產業。

鍾淑敏去的第二個歷史現場是澳洲的塔圖拉，現在仍能看到戰時收容所的遺跡，此地在戰後成為私人的農場土地，鍾淑敏有幸找到該地的使用者，他們帶鍾淑敏一行人去看了當時收容所用水泥蓋的禁閉室。

鍾淑敏接著介紹幾位仍在台灣的家族，一是台北七星郡內湖粉療人的郭國正，二是屏東佳冬林家的林世香，其家族為醫生世家，當時就有一些人去橡膠園當醫生。

鍾淑敏表示在做這個研究時，能用到的資料大概能用以下幾份：做印度研究時，使用日本人在戰後創辦的報紙，那時有許多台灣人會在那裡投稿，可以從中讀到不少資訊；在澳洲方面，塔圖拉收容所的管理員寫了一本書，也是很好的史料。其他台灣人後代多少也會提供一些資料，也是非常值得參考的內容，希望未來能夠找到更多的線索。

結語

主持人王泰升在活動末提到自己另一本出版品《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對台灣來說，第一次有現代的國籍，就是日本國籍，在這本書裡也探討當時台灣人去了中國，卻面對日本籍和中國籍兩難問題的故事。

台灣的移民史不只是一個有趣的議題，更是一個和我們台灣人息息相關的議題，今天透過許雪姬和鍾淑敏兩位大前輩的分享，望能為台灣史及其後輩開拓更寬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