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治理下的臺灣原住民調查──從帝國子民到 帝國棄民的「原住民化」過程」講座側記

文／楊曉珞（臺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標題：日本治理下的臺灣原住民調查──從帝國子民到帝國棄民的「原住民化」過程
主講人：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陳偉智（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
陳文玲（政治大學民族系兼任助理教授）
時間：2021年3月12日 19：00-20：30
地點：南天書局
主辦單位：臺大出版中心

《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和《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先行者及其台灣踏查》這兩本書，均是由國外學者書寫日本治理下的臺灣原住民與踏查者。《帝國棄民》作者為美國拉法葉學院歷史系教授Paul D. Barclay，描述晚清至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成為「原住民」的過程，指出「原住民化」的過程既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亦是全球變遷的一部分。《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作者為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笠原政治，本書系統性地整理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者及其背景，以理解當時的原住民族分類和研究的脈絡。本場講座便是進行這兩本甫出版新書的介紹、討論與比較。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先行者群像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的譯者陳文玲老師首先介紹作者笠原政治的寫作策略，是希望以淺顯易讀的文字來描述這些日治時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者，包括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鳥居龍藏以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以下簡稱《系統所屬研究》）的作者群，刪去繁瑣的研究舉證細節，著重呈現他們的人格特質、學術以外不為人知的細節、以及幕後的輔助角色，他在檢證這些作者時並不僅呈現好的角度而已，同時亦包含批判。在森丑之助的部分，我們過去對他的了解較少，因為他很早結束生命，笠原政治便透過佐藤春夫筆下的森丑之助去爬梳其人格特質，並花時間把森畢生散落在報章的小品文章、演講稿等整理納入。本書書寫的鳥居龍藏比例較少，因為民族分類並不是他重點關注的議題。《系統所屬研究》這本書是笠原政治特別著力分析的，這本書雖然有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三個作者，但馬淵幾乎佔了一半以上的工作與五分之四的篇幅，身為學生但在背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笠原政治特別分析三個作者的研究特色和文章優缺點，還原馬淵應有的學術份量。同時笠原也希望大家在讀這部書之前了解作者，才能理解他們寫的品質、層次、可信度。而在另一方面，這本書雖然是研究史，但也關係到原住民族現今的分類是如何出現的過程。

原住民成為知識生產主題

陳偉智老師認為，這兩本書放在一起，提供我們比較的機會，這兩本書都試圖討論原住民作為知識生產主題是如何形成的，《帝國棄民》是從鉅觀、微觀的各種角度討論，在全球變遷的力量、近代國家的發展、新興殖民帝國的發展之下，臺灣在日本治理之前就已經捲入近代的變遷，原住民和漢人也已展開新的變化，那時開始把人分為兩群，並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被固定下來。《帝國棄民》的貢獻之一便在於一般認為「原住民」這個概念是在二次大戰後由聯合國確定下來的，他則是推到19世紀末建立出來的。這本書同時也關注那些在現場的中介者，例如跨族群通婚者及其後裔，他們在現地溝通不同政體、文化，具有越過原本文化藩籬的能力，還有日本培養的新一代部落領導人，例如高一生和林瑞昌。《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則針對在現地研究的研究者形成的網絡，再去連結到其他個別行動者、以及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知識網絡等關係。這兩本書的共同點是多重層次地處理原住民如何原住民化，以及如何成為知識生產對象。《帝國棄民》第四章討論視覺再現議題，而《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也寫到森丑之助在1903年帶照相機到屈尺烏來拍了很多照片，遇上當時印刷、影像的新時代，意外變成再現原住民的第一波，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直延續到現在，大眾認識原住民的方式仍不是面對面，而是透過教育或旅遊工業的再現去理解、認識原住民，這些圖像都不是中立的，有其認識的框架和生產的過程。因此，陳老師極力推薦將這兩本書一起閱讀作對照。

當代原住民研究的課題

林開世老師認為，當代臺灣的原住民研究必須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如何重寫、面對、重新詮釋《系統所屬研究》的成果，在這之後才能繼續往下走。而笠原政治把這本書生產的知識框架和分類系統的脈絡寫出來，因此任何想重新面對系統所屬的學者，都必須從這本書開始了解。笠原政治的細緻考察，讓我們知道從伊能開始到森、鳥居，他們做的所有分類既非完整、亦非絕對嚴謹的，很多部分都是任意、隨意，例如森丑之助不像伊能嘉矩把排灣、魯凱、卑南分為三族，這牽涉他對分類的看法，他認為民族分類不用很細，反而重視風俗習慣給他的感覺，讓他判斷那三個應該在一起，他也沒考慮語言。回頭來看，這整套分類體系就是繼承清代，基本上是政治考量而非學術考量，即使如此，我們就是繼承那個體系，生熟界線也是這樣分類出來的，經過大家任意地劃界線，埋石為界做出界線，界線經過政治經濟實踐就變得很真，我們因此繼續以這個分類為基礎。所以嚴格來說，沒有一個分類是嚴謹的，今天很多認定的各族文化完全反映我們想要把它族群化所造成的結果。《帝國棄民》第四章中，1895年日本人接觸原住民，開始使用視覺技術把原住民做成圖像，把活生生的人抽象化變成一個類型（type）。這種認識原住民的方式在今日21世紀的文化村、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都依然再製了這個模式，今日我們仍繼承整套族群化、類型化、地理實體的概念去認識當代的原住民，原住民也用這種方式在認識自己。身為人類學者，讀的時候非常緊張和謹慎，因為認識到自己也是貢獻這套類型化的一份子，而且視覺化或書的力量也許比軍隊還要來得有作用。例如一個不認識原住民的人在看了一張「原住民」的照片，就是從這裡面想像原住民會是什麼樣子，又例如地圖畫出一塊塊原住民的範圍，人、領域、族群便被地圖濃縮，人的流動性被劃定，我們也由此去認識，並被控制在這樣的系統內。視覺技術、知識型式促成我們把原住民、族群類型化，並且把文化當成原住民的核心，好像一個族群應該有一種文化，這個遺緒是我們當代必須面對的問題。不過，族群類型化以後，那些知識再現形式會是製造者無法控制的，原住民會怎麼加以應用是原本的製造者也無法控制的。當代原住民用這些作為社群發展的基礎，但這是兩面刃，一方面也會被限制，忘記這過程是一直不斷變動、是歷經一兩百年編織的。

《帝國棄民》也提醒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視覺、分類所造成的問題，這是研究者必須知道的，你的調查本身就是塑造意識最重要的手段，當你問人家的族群、衣服特色，同時也在塑造對方的族群意識，調查本身就是一個介入，傳統就是這樣被塑造出來，這是這本書給我們最大的挑戰。笠原政治則給我們一個出發點，瞭解那段時間日本學者做分類的背景，他們調查的對象可能有清楚的界線和認同，但也可能被任意選取、忽略、變動，因此我們需要在認知系統所屬研究的這套系統下，往下繼續做。目前臺灣的原住民研究、臺灣研究已經累積到一個成果，可以開始做更有野心的計畫。

現場詢答

現場觀眾詢問《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當時殖民者的意識似乎還是沒有消去，陳文玲老師指出，笠原政治在介紹這些先行研究者時，也意圖把當時日本時代的時空背景還原，才能瞭解為何那時的時空背景下會有那樣的思考，或學術考量不足是因為要在一無所知之下去建立，可能有不完備的、粗暴的地方，而個別研究者也不見得同意殖民政府所做的事，例如森丑之助對五年理蕃計畫就非常憤慨，我們要對他們有這樣的理解。

觀眾也詢問《帝國棄民》的「棄民」是否有精準捕捉本書的意思，老師們認為這翻譯是合適的，棄民不是指被拋棄，是沒有變成民（個人公民），原住民理論上應該變成國民，但統治者在臺灣推行的國民化不是均質的，原住民部落被當成集團式的、類型化的集體，沒有被當成個人，因而在這過程中被固著為國民化到一半的棄民。觀眾亦想知道，族群既然是一個建構過程，我們也靠這些書建構，如何跳出這種殖民觀點。林開世老師回應，研究殖民主義時的困難在於殖民不只是政治的宰制，即使統治結束，文化、經濟等很多方面都還是會受限於殖民母國設下的結構，殖民是不可脫離的遺緒，但是指出這個過程是有意義的。現在非常多政策或民俗調查都不斷在本質化文化，強調原真性的重要性，但忽略它是一直在變的，對原真性的要求也一定是有任意性的，因此在尊重傳統、回到傳統的時候，不能因著對本真性的要求而把自己的文化掐死，例如以此決定誰是原住民、誰是哪個部落，我們必須透過歷史回顧去理解那時發生什麼事，去了解開放性和混雜性，這是當代重要的挑戰。

最後觀眾也關心當時做原住民研究的山岳踏查問題，以及延伸出最近原住民的狩獵釋憲問題。陳文玲老師回應，是否上山研究是因應當時的交通工具和族群地理分佈而定，分類上倒是有因為交通而產生的矛盾，就是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的分類，這個分類最早可推到清代的區分，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到現在還依循這個分類。此外，三位老師都十分樂見狩獵議題進入憲法法庭中討論，陳偉智老師認為這是原住民在近代國家中權力的實踐形式與近代國家對暴力獨佔這兩者的衝突。林開世老師亦認為槍牽涉到國家壟斷實施暴力的權力，而此案又因原住民在爭的其實是主權，但又要放到國家的法律制度下，變成爭主權和服從主權兩種力量的交織。陳文玲老師則回應，過去原住民的聲音太微弱而沒有引起廣泛討論，這個問題應該被大眾注意，同時這也需回應到原住民的主權，是否有合乎比例原則去還給他們。

結語

如同林開世老師主持開場時指出，這兩本書凸顯原住民研究背後隱藏的殖民主義的知識計畫，從日本治理臺灣時期開始，日本對臺灣的知識策略就以原住民、漢人這兩套不同的知識體系去分類，這個分類甚至延續到今日。而如何從這兩本書所揭示的當時脈絡去理解這個問題，繼而才能繼續前進，則是當代研究者都應該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