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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失落與追尋（摘錄）
（前略）
某方面而言，《單車失竊記》打破小說成規，在時空和焦點上不斷轉移。如同《睡眠的航線》，它採取多線、多重視角並夾雜大量史料，顯得紛雜。《單車失竊記》的敘事將人與物組串、編織成蜘蛛網般的關係。敘述者尋找失蹤的父親及其單車，遇到了不同的人與物，因此由敘述者家族的故事轉移到其他人與物的故事，甚至引用二戰戰史、台灣單車史、動物園史、蝴蝶工藝史，空間上由台北到高雄到南投，乃至馬來半島（或者也可包括歐美、中國），時間上由當下回返戰爭期、日治早期，以及戰後早期。此一紛雜特質使得《單車失竊記》在2015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決審會議裡，備受讚譽，卻也遭到一些批評。根據台灣文學館網頁上蕭安凱的會議紀錄，古蒙仁認為本書「技巧繁複」、「懸疑性強」，不再是鄉土小說的傳統寫法，敘事由每個懸疑背後拉出台灣歷史，其繁複帶來更多閱讀驚喜，卻也衍生出賣弄炫學的問題。吳達芸認為本書「線索繁複」，不太容易讀，卻也因此好看，其對於萬事萬物追根究柢的興味形成了「獨特的敘事風格和說故事的方法」，也使得閱讀充滿驚喜。鄒族浦忠成認為本書「串聯組構的功力與想像力驚人」，佐以精確細膩的考據，魔幻地營造出「似真似假的情節情況」，將小說寫作技巧帶到另一種境界。而蘇偉貞則認為本書「精雕細琢，非常工整」，但她「困惑於它究竟想表達什麼」。施淑認為本書「很學院」，另一方面卻又運用奇幻文學的魔術技巧將情節變成「很複雜的互文及象徵系統」，但太多的歧出讓她難以組構出其意義。整體而言，評審一方面肯定本書的藝術性，另方面多認為《單車失竊記》的線索繁複、歧出，但對此評價不一。批評者大抵認為這影響意義的表達，支持者則認為其提升了小說的寫作技巧，帶來更多閱讀驚喜。我認為與其說本書主題意義不清，不如說其具有多重主題。本書真正的問題應在於其敘事結構（朱宥勳2015）。如同朱宥勳在書評裡精準指出，《單車失竊記》以敘述者的父親失蹤的腳踏車為引子，展開尋父過程，但敘述者的父親與巴蘇亞、穆班長等人物的關係不大，敘述者試圖串起所有故事，卻「幾乎成了一種功能性的存在」，經常是旁觀者、轉述者，難以看出其情感轉折，敘事因此較為散文化。
我認為《單車失竊記》以一種含蓄的台灣意識，由當下回到過去，不斷地在現在與過去之間穿梭，重新療癒二戰創傷，重新協商戰後台灣歷史。一方面它延續鄉土文學傳統，以寫實主義披露許多弱小人物如何被剝削壓迫，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另一方面它改寫鄉土文學敘事，攙雜懸疑小說、奇幻小說、戰爭書寫、自然書寫，並有許多象徵隱喻，造成多線、多層次的關係。它將鄉土文學傳統中的底層人物擴及原住民、大象，語調時而充滿傳統鄉土文學的悲情，時而瀰漫著懷舊氣息。它加入大量史料則沿襲施叔青《台灣三部曲》（2003, 2008, 2010）以來的新歷史小說寫法，顯露對於曾長期「被消失」的台灣歷史之關注或焦慮。然而由於過於重視紀實性所致，影響了其敘事的推動力。與此同時，小說的情節安排及敘述方式顯露出對於紀實性與文本性（textuality）的關注，此點顯示對傳統歷史小說書寫方式的不安，也相當不同於鄉土文學傳統。
如同《睡眠的航線》及二十一世紀其他青壯世代的歷史小說如甘耀明的《殺鬼》和郭強生的《惑鄉之人》，《單車失竊記》重返戰爭期，重新銜接台灣戰前與戰後。尤其特別的是，它讓高砂義勇隊成員巴蘇亞和大象林旺成為主角之一，描述他們的戰爭經驗。《單車失竊記》以找尋單車零件為其主要隱喻，透過記憶的失落與追尋，築構歷史拼圖。然而或許我們要問這個歷史拼圖何以如此複雜？它在尋索什麼？我認為本書不同於七、八○年代台籍日本兵小說，在於它既是台籍日本兵的故事，也是戰後世代兒子的故事，而除了關注戰爭記憶，它並試圖探討在戰後被遮蔽的日本時期現代性之遺緒以及「失落的世代」的戰後經驗。如同周婉窈指出，戰後由於政權轉移，國語由日語變為北京話，受日本教育的世代成了「失落的世代」，不但失去語言，其歷史經驗與記憶更備受打壓（2003：12）。周婉窈以漢人為討論焦點，但「失落的世代」應包括原住民。固然其中少數人自學北京話，成了跨語世代，然而在戒嚴時期有關日治時期（尤其戰爭期）的記憶仍被邊緣化。
《單車失竊記》的主題包含失落與追尋、家族和解與族群和解、彌合二戰及戰後傷痛、反思現代性與動物關懷等。失落的不僅是敘述者的父親，也是台灣歷史。敘述者的追尋是希圖找回失蹤的父親及其生命史，但在這過程中他又成為業餘文史工作者，得知其他許多人和動物的故事，這些故事的加入構成了對於二戰中的台灣以及戰後台灣的再思。與此同時，對於能否真正感知上一代的生命經驗（尤其戰爭經驗），仍是他的縈心之念，因此流露對於紀實性的執念，但亦攙雜對文本性的關注。本章第一部分將探討失落與追尋的意義；第二部分探討重新記憶、族群和解與世代傳承；第三部分探討小說如何反思現代性與重構戰後記憶；第四部分討論紀實性與文本性；第五部分則是結論。
一、失落與追尋
吳明益繼《睡眠的航線》裡描寫台籍日本少年工後，在《單車失竊記》裡刻畫高砂義勇隊成員。較諸《睡眠的航線》探討台籍少年工在被殖民以及政權轉移下對身分的迷惘，《單車失竊記》裡則明顯淡化低調，似乎藉此凸顯原住民處於社會底層。兩本小說都從家族故事出發，改寫台籍日本兵小說，將台籍日本兵及其兒子的故事並陳。《單車失竊記》的敘述者繼續尋找在《睡眠的航線》裡失蹤的沉默父親。由尋找父親遺失的一部單車開始，連結了老鄒與阿巴斯、巴蘇亞與大象林旺、阿雲與薩賓娜，乃至穆班長與靜子的故事。這個部分我將探討尋父所涉及的失落與追尋之兩重意義，及其所隱含的斷裂與連結。
就第一層意義，父親失蹤如同自我放逐，或無言抗議。尋父出於愧疚，尤其是對於錯失瞭解父親、致使其孤單離世的愧疚。然而父子斷裂並非僅肇因於父親威權、兩人個性不合，而是涉及父親乃是時代夾縫中「失落的一代」。父親的沉默，映照著敘述者受到戒嚴時期中國中心教育的影響。不同於吳念真電影《多桑》（1994）裡受日治教育的父親與受國民黨教育的女兒激烈交鋒，《睡眠的航線》和《單車失竊記》裡則以父子疏離來顯現不同世代受到不同意識形態教育所產生的鴻溝。直到展開尋父，敘述者才開始瞭解父親去日本當少年工及戰後返台的複雜苦悶心情，而這已是解嚴後的九○年代。尋父是試圖瞭解，也是追求父子和解。
《單車失竊記》裡另一對父子關係更為重要。鄒族巴蘇亞與阿巴斯的故事不但與敘述者及其父的故事構成故事接龍，也形成平行比較的關係。巴蘇亞曾是高砂義勇隊，在緬甸北部當日軍軍伕，戰後雖與福佬族女子結婚、生下阿巴斯，但苦於戰爭創傷，夫妻不睦，與家人疏離，一生孤寂。較諸敘述者及其父，巴蘇亞與阿巴斯的父子關係更為斷裂。阿巴斯對敘述者提到巴蘇亞時，都不稱他為父親，隱含怨懟；在阿巴斯眼裡，巴蘇亞一如缺席的父親。但巴蘇亞死後，阿巴斯頗感遺憾。敘述者對阿巴斯抱怨父親太沉默，連去日本當少年工、製造戰鬥機之事都不曾告訴母親，阿巴斯則慶幸巴蘇亞留下兩卷錄音帶。敘述者認為兩位父親「講話的開關壞掉了」（吳明益 2015：176），這當然是影射戰後國民黨政府仇日，同為台籍日本兵的巴蘇亞和敘述者之父被迫喑啞沉默。直到巴蘇亞死後，敘述者找人翻譯出他的錄音帶裡鄒語混合日語的口述戰爭記憶，阿巴斯才閱讀二戰戰史，前去馬來半島追溯銀輪部隊和緬北戰爭的日軍路線，寫下拍攝日記。
就第二層意義，尋父是贖回失落的歷史記憶，重新縫合斷裂破碎的歷史，理解台籍日本兵的戰爭創傷以及戰爭期和戰後的雙重失落。鄒族的巴蘇亞在錄音帶中坦言，受到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的影響，他嚮往加入日本皇軍；他認為當時高砂族唯有從軍才能擺脫被歧視（吳明益 2015：214）。父親是部落裡最好的獵人，巴蘇亞因此祕密在台灣接受銀輪部隊訓練（但並未參與銀輪部隊在馬來半島的戰役），輾轉去了緬甸北部森林當補給部隊的軍伕。他在緬北經歷了慘烈的潰敗，企圖藉從軍獲得身分拔擢的夢想因此落空，而回到台灣，卻又發生二二八事件。他聽說中國軍人會刻意針對台籍日本兵找麻煩，遂燒掉戰場上帶回的照片和紀念物品。對他而言，二二八事件鎮壓乃是國民黨鋪天蓋地仇日的開始，曾為台籍日本兵成了汙名，更危及人身安全。他雖是原住民，仍感受到二二八事件所挾帶的政治威嚇力。主流社會非但不能撫平他的戰爭創傷，反而強迫他噤聲。巴蘇亞的口述（儘管已在解嚴後）並未使用「二二八事件」一詞，而是提及「昭和二十二年，台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事件，事件很快蔓延到全島」（吳明益 2015：232）。使用日本紀年意謂他並未接納新政權，即使當時他已厭戰，而這也透露曾為高砂義勇隊的他比一般台籍日本兵更處於社會底層；他被放逐，也自我放逐。當他帶家人去圓山動物園，發現林旺乃是當年他在緬北照顧的大象Ah mei 時，勾起戰爭記憶。不久他與妻子爭吵，將唯一仍有聽力的耳朵刺聾。以開計程車為業的他最終在車上吸排氣管廢氣自殺，結束悲劇的一生。在口述結尾，他表示心裡「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緬甸的雨季」，後來的人生「更像是不真實的」（吳明益2015：232）。他又說「真正屬於本然的我的那一部分，已經⋯⋯消失在那個緬北之森」（吳明益 2015：232-33）。
巴蘇亞的口述令人想起在戒嚴時期國民黨主導的抗日敘述裡，日軍犯下了戰爭罪行，台籍日本兵被視為受日本軍國主義奴化。此一論述忽視了自1931 年大逮捕後，台灣民族運動在政治上潰敗，抗日活動只能轉入文化領域。皇民化軍事動員期間，「成為日本人」幾乎是台灣人爭取平等、證明自己優秀的唯一管道，因此被動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卒子。而就原住民而言，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自1910年開始，展開鎮壓原住民的五年「理蕃」計畫，並以高比例的警察進行威嚇監控，在1930 年鎮壓霧社事件的反抗後，則改以皇民化方式將台灣原住民吸納同化為帝國子民，讓原住民由叛變者變為志願兵（荊子馨 2006：188-89）。《睡眠的航線》裡敘述者父親想要當皇民，《單車失竊記》裡巴蘇亞想要當日本軍人，有其時代背景。而巴蘇亞認為鄒族不像漢人那麼懼恨日本人，有的老人家認為日本人是失散的兄弟族群maya；此一說法則逼近霧社事件倖存者碧侯．瓦歷斯所說：日本人來自南洋，高砂族部落或許是想回南洋但不小心漂流到台灣的日本人（引自荊子馨 2006：232）。荊子馨指出，原住民對日本的擁戴與認同乃是在一無所有的處境下，透過策略性地建構同一性與平等性，來超越殖民主義所加諸的異化（2006：232）。《單車失竊記》裡巴蘇亞在日本殖民主義下，對鄒族文化仍有強烈認同，然而面對語言文化迥異的國民黨新殖民主義，他則不知所措。
《單車失竊記》裡對台籍日本兵的呈現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它承襲陳千武〈輸送船〉（1967）、9 鄭清文〈二十年〉（1970），以巴蘇亞第一人稱見證戰爭。第二、它承繼鍾肇政《戰火》（1983）對高砂義勇隊的描寫。但較諸《戰火》聚焦於參戰原住民的不同心態，並結束於日本投降後不久，《單車失竊記》雖只刻畫鄒族巴蘇亞，卻同時描寫他戰後的痛苦餘生。第三、巴蘇亞的參戰動機如同《戰火》裡的林兵長、《睡眠的航線》裡敘述者父親、《殺鬼》裡的劉興帕、郭強生《惑鄉之人》裡的王敏郎，都是企盼獲得身分拔擢、不被歧視。第四、巴蘇亞雖厭戰、在戰後被迫有了漢名，仍未接納國民黨政權。同樣的，《戰火》裡的林兵長、《海神家族》（2004）裡的林正男、《睡眠的航線》裡的敘述者父親、《殺鬼》裡的劉興帕都對於日本投降時身分由日本人變為中國人感到錯愕、難以接受。可以說這些小說中的台籍日本兵都感到被國民黨再殖民，雖然原住民與漢人的情感認同結構並不相同。第五、相較於七○至八○年代台籍日本兵小說跳過二二八（因當時仍是禁忌），《單車失竊記》則如同甘耀明《殺鬼》和施叔青《三世人》（2010），都描寫二二八對台籍日本兵所構成的威嚇和心理禁錮。
《睡眠的戰爭》裡敘述者因父親失蹤而啟動追尋，同樣的，《單車失竊記》裡阿巴斯亦是在巴蘇亞已不在（死亡）後才展開追尋，在在顯示台籍日本兵在戒嚴時期被邊緣化。《睡眠的航線》裡敘述者必須借助閱讀、踏查及夢境以便重新想像父親所歷經的東京大轟炸。《單車失竊記》裡阿巴斯則必須走訪太平洋戰爭戰場兼及父親的部隊在二戰期間可能的路線。失落與追尋的主題除了具有父子和解意涵，也有介入台灣史書寫的意圖，隱含歷史的斷裂和重新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