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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的行動者
文╱劉暢（臺大歷史系學士生）
主講人：藍適齊（政大歷史系副教授）、羅士傑（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時間：2021年03月22日 19:00-20:30
地點：南天書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14號1樓）
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臺灣民眾認同趨勢民調，有94.2％的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包含了「臺灣人」（2020年12月），自1992年以來近三十年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且幾乎成為社會的最大共識。臺灣的原住民與四百年來湧入的移民和政權，究竟如何塑造出「臺灣人」的集體認同？本次講座邀請研究臺灣史、認同建構的藍適齊老師，和研究東亞史、從地方史連結歷史脈絡的羅士傑老師，談論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理（Evan Dawley）的著作《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由清末到戰後的基隆本地精英，探討臺灣整體對於民族認同的變化。
打破服從與反抗的二元對立
戴維理老師的著作《成為臺灣人》中，以「由下而上」和「世界史與臺灣史的對話」兩個視角出發，試圖讓更多臺灣以外的人，得以從更大的脈絡中對臺灣史產生興趣，並開啟與全球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國族形成的歷史脈絡中，展開更多元的討論，而這兩種視角正好對應了兩位主講老師的研究專長。
過往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往往將被統治者對於權力的行動，以「服從」和「反抗」兩種完全相反的概念定義，討論哪些人是「英勇的反抗者」，有哪些行動，而又哪些人選擇服從，並往往予以譴責批判。這樣二元的架構其實非常地誤導人，藍適齊老師就舉耶魯大學主要研究東南亞農村社會的James Scott教授為例，他的著作《弱者的武器》即分析東南亞的本地居民，如何對不同時代的外來政權，從事各種「日常形式」的反抗。這些日常的反抗往往透過迂迴的人際網絡，以避免被公開的風險，如農民集體找尋稅制的漏洞，在滿足殖民者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被統治者在被動服從和主動反抗之間的中間地帶，發展出各種「協調模式」，這建立在統治者經常需要仰賴被統治者之上，因此兩者間的互動模式無法單靠服從或妥協來解釋。
回到東亞的脈絡，由於曾經同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臺灣與韓國的經驗經常被拿來比較。在強盛的民族主義之下，韓國到了1990年代出現打破兩極的學者，以往的「韓國民族主義」對上「日本殖民壓迫」不再是互不相容的兩個極端，而著重討論其中複雜的互動妥協、相互利用的關係。根據書中的敘述，臺灣的本島人菁英同樣一方面順應模仿自詡帶來文明的政權，爭取官方的認可，一方面在被限制的框架中努力維持自己的文化。日治時期的仕紳階級長時間被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亦非多數民眾所屬的農工業階級。作為兩者間的協調者，融合本地人對於土地的情感聯繫，和殖民者帶來的廣大世界觀與潮流，逐漸浮上「臺灣人」作為一種獨立的認同樣貌。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難以接觸政治活動的社會菁英，多為來自商業或宗教界的佼佼者，他們與日本人共同參與都市建設，在這些非政治的活動領域當中，作為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協調者，更代表他們的影響力不只對臺灣社會本身，也影響當局的政策與行動。這些日本統治者與本島菁英互動、協商的過程，逐漸畫出「臺灣人」的界限和定義。這些中介者身為認同結構的守門人，一邊配合官方的政策，同時告訴官方對社群交代的必要性，以便利用官方給的空間，維持臺灣人風俗習慣中最核心的部分。對臺灣而言，宗教活動尤為重要，許多鄉村地區的街道構成皆以宗教廟宇為中心，這些臺灣特有，與眾不同的特色逐漸形塑出「臺灣人」認同的雛形。
過去的二元觀點容易把歷史太過簡化，在歷史發生的當下，人們的選擇考量並非如此單純，用現今二元對立的觀點是一種時空錯置的國族化思考。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尚未受現代的國族思想影響太深，與其以今日的思想解釋過往人們的行為，不如把他們看作複雜的個體，而非魁儡。若我們能夠回到歷史現場，在相同的人事物條件下思考如何開始臺灣人的身份認同，接受複雜、曖昧、更貼進人性的複雜歷史，才有辦法找尋臺灣認同真正的根源。
「臺灣人」的建構之路
戴維理老師特別對臺灣人的宗教活動有興趣，他發現面對日本和中國的統治者想改變臺灣宗教祭典時，民眾會特別激烈地挺身捍衛，因此宗教為臺灣最普遍且大眾化的認同基礎，且往往反映在人們的實際行動中。
羅士傑老師分享到，中國有專制但不極權的政治傳統，當老師在美國和中國同學討論何為臺灣人時，不斷地深入思考，臺灣人在過去一百多年內，究竟做了什麼事情讓臺灣很特別？討論臺灣人議題時經常使用「歷史不相同」的論述，以實際例子來看，最開始的差異在於臺灣沒有實行過明朝的里甲制度，且沒有會讓人口長距離流動的軍制。臺灣百餘年來的社會架構，在本地人沒有發生大量外流的情況下，從日本明治維新引進社福制度的建構，到臺灣宗教的團體意識，讓臺灣人產生憲法「福利國原則」的意識，間接的導致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的增訂，讓今日的臺灣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健保制度。
如書中舉例，臺灣人在體制中製造並行使權利的能力也自百年前開始建構，1920年代基隆市政府進行土地調查，為新一輪的都市改革做準備。本島人在難以獲得實質參政權的情況下，透過基隆市協議會的日本移民，向市政府在評估中提出增加工業、社會福利、供電等符合自身經濟利益的建設。筆者不禁想到，近期全台超過三百人為響應店家活動，吃兩天份的免錢壽司而改名為鮭魚，其響應程度超乎原先的預期，彷彿是臺灣人又一次的在三次的改名限制中，將自己的利益極大化的另類表現。
全球化歷史脈絡下的臺灣
談論本書的出版歷程時，羅士傑老師表示，戴維理老師在哈佛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本來是為了美國的讀者而寫的。筆者在閱覽此書譯作時幾乎沒有寫給非臺灣人的粗淺酸澀感，本書做為英語讀者向的作品，頗具臺灣社會文化史的深度。探究戴維理老師能如此書寫的原因，不外乎將臺灣放進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新帝國主義的殖民框架中，讓即使不是生長在臺灣的讀者，也能透過自己熟悉的模式理解臺灣的這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