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文／黃庭碩（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講座資訊
主講人：內田純子（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討論人：李貞德（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2021年3月30日19:00-20:45
地點：聯經書房．上海書店
主辦單位：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很榮幸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任所長李貞德老師的推薦下，於2020年末翻譯出版了這本由日本知名的中國性別史研究者小濱正子領銜主編的《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一書，原也計畫在2021年年初的臺北國際書展專門為這本書舉辦發表座談會，未料疫情加峻，書展被迫取消，座談會也隨之延宕，所幸幾經波折，我們最終還是在局勢漸緩的三月底找到空檔，重新邀得李貞德老師與本書首章的執筆者內田純子老師，一同為本書進行深入淺出的導覽。
內田老師是先秦考古學專家，2006年進入史語所服務後，便致力鑽研所內的豐富先秦文物，以求探明其時的社會結構與面貌，近年開始透過其專業，追索古代中國邁向父權體制的軌跡。內田老師所以關注起古代中國的性別問題，源於其身處的東亞世界普遍存在著牢固的父權體制，促使她萌生追溯此結構起源之想法。另方面，老師也清楚認識到，古代中國早自有文字的「歷史時代」起，即已進入父權社會，是以若想究明其發生，勢必得超越文獻，轉從其他類型的材料著手，對此，內田老師精擅的考古學，正可發揮最為卓絕的功效。
考古學是透過人類遺存之物質文化，對其活動進行研究的學問，就性別課題言，墓葬遺址蘊藏的線索可說最為集中。因為墓葬葬主男女皆有，研究者可藉由性別分類，調查兩性在墓葬尺寸、隨葬品種類及數量上之異同，再從時序的排列，重構其處境與關係之進展。在本講座裡，內田老師利用豐富的先秦墓葬資料，扼要地勾勒出古代中國性別結構的變化軌跡。老師首先指出，古代中國的兩性處境之所以發生差異，與營生手段的多元化有關。為了更便利採集、調理食物，新石器時代晚期（3500 BC）人類已使用了多種石製或陶製器具，從該時期的墓葬出土物來看，兩性的隨葬品漸趨分流：男性墓多陪葬以刀斧等工具，女性墓則多出土紡錘，反映二者在營生手段上的分工，惟隨葬品數量相距不遠，顯示當時尚無明顯的兩性地位差別。
隨著時代演進，古代中國的社會組織也進一步複雜化，尤其是出現了聚集大量人口的都市聚落（約2000BC）。從現存遺物看，此類聚落主要仰仗周邊農村供給所需糧食，城中住民則從事非關生產的專業活動，在商代後期的安陽殷墟（約1300BC-1050BC）裡，看不到農民蹤影，城市住民由嫻熟文字的貞人、承擔戎事的軍人、負責製作工藝品的工匠所組成，這些職業主要為男性擔當，為能使其嫻熟相關技術，生育、衣食、清掃等生命維持活動也漸漸落到女性肩上，從而改變了新石器時代後期的兩性分工模式。以被判定為青銅作坊的殷墟孝民屯墓地為例，在全部130餘墓葬裡僅有三座墓葬具紡輪，顯示在城市居住的女性基本上已與紡織工作脫鉤。但有意思的是，「男耕女織」概念似仍作為性別分工的理想，以致在戰國青銅紋飾中仍可看到採桑女性的身影。
統治集團的情況又如何呢？現存的商代甲骨顯示，其時父系繼承制度業已確立，在此制影響下，王室墓葬也出現明顯的男尊女卑傾向。以商王武丁與其夫人妣戊、婦好墓葬對比，可以看到儘管相距頗遠的三墓均為獨立製造，但墓坑尺寸基本呈現4：2：1的落差，隨葬品數量與精美程度亦與大小成正比，十足反映三者的權力、地位階序。緊接商後的西周雖無王室墓出土，但遺留不少貴族墓，提供研究者追蹤先秦統治集團女性地位變化之線索。和商代不同的是，西周貴族夫婦墓葬位置毗鄰，且無論隨葬品或銅器銘文皆強調其夫妻關係，反映當時的統治集團已越來越傾向將「夫妻」視為一個組合。但也應留意標有女性葬主身分的銅器，絕大多數為婚嫁時所造之「媵器」，目的在於標示雙方的家族背景和聯姻事實，顯示其時貴族女性的存在意義很大程度是由婚姻賦予。
內田老師還嘗試從壽命長短與生命歷程角度，探索先秦女性的大體處境。從現有墓葬考古看來，先秦時代的女性墓主年齡約為16-35，平均較男性低上不少，且近半在不到35歲的青壯年期便身故，推測可能是因懷孕或生產時的風險所致；稍讓人感到一絲欣慰的是，假使先秦女性能夠克服生產風險，順利活至中年，則其地位似乎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確立，這反映在中年女性的隨葬品數量看不出與男性有明顯差距此現象上。但總的來看，隨著新石器時代後期以降人類組織的逐步複雜化，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確實越來越明顯，在此發展下，男性成為承擔先秦社會活動的核心存在，女性則相應的附庸化。至此，古代中國的父系社會結構基本確立，從而奠定往後中國兩性關係之基調。
討論人李貞德老師首先指出，內田老師從考古學入手的中國性別史，對中文學界別具重要性，因為迄今為止的中文研究仍多聚焦在傳世文獻，觸及考古材料者寥寥無幾，遑論系統性成果。李老師自言，她當初正是因為讀到內田老師為本書首章撰寫的研究，才興致盎然地往下閱讀，並赫然發現此書不僅對近代以前的中國性別史作了通貫式的梳理，且連臺灣學界鮮少觸碰的當代中國性別問題都全然沒有迴避，令李老師毅然決定將此書推薦給本出版中心，以期通過譯介，推進臺灣的中國性別史研究。另方面，李老師以為日本學界所以能夠集結各方專家之力，共同編纂出這樣一本包羅萬象的研究入門，與其女性史社群長久以來的發展經驗息息相關，因此在讚嘆其豐碩成果之餘，也很值得對此進程進行瞭解。
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和臺灣一樣，均在197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席捲全球時創生， （註1）且兩邊學者也同樣在研究過程中，益發意識到女性史研究實無可能繞過男性，遂開始逐步導入「性別」視野從事探索。然與1990年代即在中央研究單位和學院體制順利據有一席之地的臺灣研究學群相比，（註2）日本同行一直帶有相當濃厚的邊緣色彩。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學群之發起，可溯至1977年。是年夏天，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第一位女學生、專研宋代法制史的柳田節子（1921-2006）在參與全日本婦女研究者問題大會後，和末次玲子（1929-2016）等女學者共組讀書會，並針對自己專業內的女性處境──特別是在財產繼承權及分家位階等問題上──摸索研究可能，是為「中國女性史研究會」。此會歷經十餘年發展，於1989年成長至近三十人規模，遂決定自行發行《中國女性史研究》年刊，定期更新學界資訊。
在稍晚一些的關西，也有另批對女性史課題懷抱興趣的學者，以「女性傳記」材料為中心組織讀書會。該會壯大後本也想以「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為名，旋發現關東已有一同名組織，遂在此名前頭冠上「關西」二字以示區別。此會和關東同行一樣，亦定期舉辦工作坊，並於結束後出版論文集──內田老師最早關於性別考古學的論文，便收錄在該會主編的論文集裡。（註3）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學會的早期會員除了極少數（如柳田節子）擁有穩定的大學教職外，絕大部分都屬「非常勤」，即無固定所屬的兼職研究者，是以即便擁有充沛的熱情支撐其研究，然當要舉辦活動、發行刊物時，難免會遇到資源不足的情況。讓人欽佩不已的是，每逢其時，日本同行就會發揮強大的活動力，設法向企業界募款、尋求贊助，而從他們屢屢召開規模盛大的研討會看來，此法確實非常成功，值得臺灣學界效尤。
而《被埋沒的足跡》一書，正是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社群長久以來相互砥礪、共同研討風氣下的產物。此書係主編小濱正子教授與其讀書班同仁，就其五年多來針對性別史研究的閱讀與討論，各擇一最切合自身專業之主題撰文，終集結成冊的作品。而如前述，此書不僅從複雜難解的先秦考古論起，還一路談至臺灣學圈甚少觸及的當代議題，（註4） 這固然是因為主編小濱正子教授本身就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大家──成名作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2000），近年則花了很多力氣研究中共的一胎化政策──但另方面，只要略加翻閱此前編成的日本研究學群論著，即會發現其關注的時間下限，往往就是該書收稿之際。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同行迫切地想瞭解位處其側的這個強大國家，究竟發展到什麼程度，是以當代這個部分永遠是其無可或缺的研究組成。此知己知彼的強烈渴求，足堪作為臺灣學圈榜樣。
講座最末，李老師也提醒儘管此書內涵極豐，仍存有若干可再推展的空間。比方說，該書雖有涉及前近代的家族法原理，但對法律史本身的著墨尚屬有限；此外，宗教議題在本書的闕如，也是讓人稍感惋惜之處。不過，老師認為這正是為蓬勃的宗教活動環繞的臺灣學群，最能大展身手的領域，因此她也期許此書閱眾能在讀完之後，心生有為者亦若是之情懷，進而通過親身實作，共同壯大、豐富臺灣的中國性別史研究！
註釋：
1.臺灣的女性史研究可以李又寧、張玉法在1975年編纂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為蒿矢，稍晚則有鮑家麟選編的《中國婦女史論集》（1979）；至於日本，則可將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第一位女學生小野和子出版於1978年的《中國女性史──從太平天國到現代》，視作第一本嚴格意義的女性史研究。
2.臺灣第一份以女性史為主題的刊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係由中央層級的研究單位中研院近史所出版；另外，自1990年代中期，全臺大專院校的歷史學系便一直不絕如縷地有性別史課題的開設，以及涉及性別史領域的碩博論文產出，參見李貞德，〈最近臺灣歷史所學位論文中的性別課題——從三本中古婦女史新書談起〉，《新史學》，二十一卷四期（台北，2010），頁233-235。
3.內田純子，〈考古學からみた中國古代女性〉、〈土器づくりから紡織へ〉，関西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中国女性史入門——女たちの今と昔》（京都：人文書院，2005），頁106-107、182-183。
4.李老師以自己在2009年主編出版的《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為例，該書即未涉及1949年之後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