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文╱陽智寧（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研究生）
主題：復返的日治記憶──台灣小說與歷史重構
時間：4月16日（五）19:00-20:30
講者：劉亮雅（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臺文所合聘教授）、陳國偉（中興大學台文所優聘副教授兼所長）
地點：聯經書房（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4號B1）
近年臺灣社會對日治時期的回憶的詮釋越加多元，逐漸跳脫戰後以來流行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元對抗的立場，例如《KANO》中的日籍棒球隊教練──近藤兵太郎鼓勵臺灣學生：「喜不喜歡野球跟種族沒有關聯」；或是《賽德克‧巴萊》裡莫那‧魯道對殖民者的控訴：「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隱約表現出日治時期，臺灣複雜的族群、經濟、近代化問題。除了電影外，也有許多小說、連續劇、漫畫與當代文學，將劇情與角色與日治回憶連結，甚或直接以日治時期的臺灣作為故事舞臺。這些作品對日治時期印象的各式解讀，便透過諸多創作者的介紹與傳播，在臺灣社會引起各種討論及反思，帶動當今臺灣對日治時期的認識與關心。
不過何以臺灣社會自21世紀起，才逐漸注意到日治時期回憶的重要性呢？此股對日治時期印象的關心又有什麼意義呢？在2021年4月16日晚間的聯經書局，臺灣大外文系與臺灣文學研究所的劉亮雅老師，以及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的陳國偉老師，將透過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劉亮雅老師的新書：《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座談會，來一起討論關於日治時期記憶的各種問題。
也因為國民政府長期以再殖民性的「中國化」來處理日本與臺灣的殖民問題，導致臺灣的解殖民工程難以落實。直到1970年代因臺灣發生釣魚臺事件、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的中國席次、臺日斷交等挫折，臺灣年輕知識分子才倡議「回歸鄉土」，重新整理日治時期資料與文學作品，並配合主流文化高舉抗日反日之旗幟。雖然1970至90年代的日治記憶的小說多以抗日題材為主，但這些作品也常流露出現臺灣人認同矛盾的觀點。特別是至1990年代，當臺灣逐漸轉型為民主自由的社會時，也開始質疑1945年以來國民政府所提倡的歷史論述，因此臺灣小說漸漸從中國認同走向臺灣認同，並將日治時期記憶視為與統治者對抗的「反記憶」，更嘗試從多元角度討論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複雜立場。
為了向讀者介紹21世紀，以日治時期回憶為主題的臺灣小說之特色及意義，劉亮雅老師在《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一書中選擇了7篇作品並分為6個章節，並透過這些作品從不同面向來分析當代小說中如何重新書寫日治時期的記憶。
在本書的第二章，劉亮雅老師首先以李昂的《鴛鴦春膳》與吳明益的《睡眠航線》來分析21世紀日治時期小說如何將日治時期的記憶作為「反記憶」，以不同角度書寫臺灣人戰前的經歷。到了第三章，劉亮雅老師則以施叔青《三世人》討論隨殖民統治而來的現代性，如何影響臺灣的傳統想法與認同。該書以二二八事件的流血衝突為結尾，點出在日治時期失去主體性的臺灣人，就算回歸「祖國」仍找不到自身歸屬的苦痛與矛盾，暗喻臺灣人自治的可能性與重要性。本書第四章則要討論於2011年上映的《賽德克‧巴萊》中，歷史再現與原住民議題，認為該電影了盡力考據歷史外，也嘗試以對位手法，交錯表現原住民族與近代統治者雙方的立場，生動表現當時的文化、物質等不同層次的衝突，促進臺灣當代社會對日本統治、原住民與環保議題的關注。
在第五、六、七章，劉亮雅老師則提到，客籍作家甘耀明的《殺鬼》利用臺灣鄉野傳奇、童話與卡通，以魔幻、詼諧的筆觸透過生活在苗栗山區的主角，來描寫1940年代臺灣戰前戰後的銜接期臺灣人對日本近代化欲拒還迎的矛盾與日本殖民統治的暴力性，並批判國民政府的再殖民，試圖以臺灣為主體，將視野轉向東亞與世界。而郭強生的《惑鄉之人》則重新討論日治時期到戰後性向、國族、種族、階級的關係。透過主角追尋既為男同性戀又是灣生的祖父之軌跡，以日治時期社會邊緣群體──灣生、同性戀者、臺籍日本兵為中心，來改寫殖民者（日本）／被殖民者（臺灣）的強弱關係。兩部作品皆直接展現1990年代以來，後殖民與酷兒理論對臺灣小說發展的影響。至於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雖然以高砂義勇隊的士兵為故事主題，但同時也強調戰後時代兒子看待、追尋過去歷史的視角，刻畫出日治時期與戰爭記憶的重要性，以及戰後這些經驗與回憶遭到掩蓋或忽略的問題，表現出兩世代家族、族群的和解、嘗試消彌二戰與戰後傷痛，並以此關懷臺灣的歷史。
透過劉亮雅老師的介紹，讀者可以清楚發現這些當代小說藉由重新書寫臺灣的日治時期記憶，以多元、多樣的筆法，透過或幽默風趣，或樸實寫實的故事來關心臺灣近代至當代，臺灣族群、認同、性別、階級問題，並將臺灣日治時期的歷史與現代社會議題串連在一起。對此，陳國偉老師也認為劉亮雅老師嘗試以後殖民主義與酷兒理論的角度，重新解構21世紀描寫日治時期的小說之方式相當有趣。本書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因為劉亮雅老師在踏入文學研究之初，便有感於黑人女性小說中性別與國家、種族議題的複雜關聯，同時也受到酷兒理論挑戰男女性別二元對立的啟發。在投入臺灣文學研究後更發現臺灣歷史上就存在著「酷兒文化」，日治時期的報紙也會報導同志殉情的新聞，且這些資訊又被放入歷史脈絡中，透過21世紀的小說重新被書寫，吸引劉亮雅老師深入研究。
最後，陳國偉老師也進一步提到，這些21世紀的小說是由不同世代、不同成長背景的作者，以不同方式來處理日治時期記憶的方式書寫而成，有些作品似乎有將「日治記憶」當成「本土代表」、「鄉土記憶」的傾向，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小說應該也要包含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部分。陳國偉老師的討論顯現出當代臺灣社會對日本統治經驗的不同詮釋、認同與衝突。劉亮雅老師認為這樣的討論及對話，更凸顯了21世紀臺灣小說中日治回憶的重要性。事實上這些小說中的日治回憶呈現了臺灣人既「反日」又「親日」的矛盾立場，有些臺灣人甚至出現臺灣、日本認同的衝突，更經常論及臺灣人遭殖民者歧視的議題，因此這些當代小說是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回顧、描寫臺灣日治時期的記憶，而這些作品也因此帶動了社會各界對日治時期記憶的關心、討論等各式各樣的反應。
跟著劉亮雅老師在《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一書中，仔細探索這些作品的形成背景、故事意義與當代關懷之腳步，讀者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21世紀臺灣小說中日治記憶的意義，是值得對臺灣文學小說感興趣的讀者深入閱讀之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