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導讀
李文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將1874年「臺灣出兵」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開幕劇或原型,在中外學界都不是一個新鮮的說法。特點應該在於Eskildsen明白主張日本帝國主義挪用自西方,且在雙方不斷互動中形成與發展,並進一步創造「遞迴帝國主義」(recursive imperialism)一詞,來概念化自己的核心主張。遞迴(recursive)是演算法的術語,就是在程式中自己呼叫自己,亦即函式中有呼叫自己(self-calling)的敘述。Eskildsen這本專書《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值得我們學習之處,便在於明確且前後一致的新創概念貫穿全書,並將1874年夏天南臺灣一隅所發生的武裝衝突,賦予日本史、東亞史,甚至世界史的學術意涵。
主張日本帝國主義來自挪用與遞迴,而非工業化或政治近代化進程中自然孕育而生,並不直接等於其威力和影響就一定比較薄弱。事實上,比起西方,日本帝國主義對東亞的政治和外交更具破壞力(頁12)。臺灣的案例就清楚顯示,儘管南臺灣的恆春半島作為航海往來交通要道,不時有外來船隻擱淺、船員遇害事件,最終卻只有日本派遣正規軍進行大規模的登陸、作戰及占領計畫。我們理應明白,日本即使努力躋身西方帝國主義之林,它終究還是個東亞國家,「脫亞」成為「入歐」的前提。制度框架和硬體建設等雖可加速迎頭趕上,思想和文化卻是個漫長的議程,地理空間屬性更不可能有達標的一天。放到長期的歷史發展來觀察,就是日本首先必須正面挑戰原本以中國為中心、占優勢的外交秩序;但最終也是最好的轉變,就還只能是以日本自身作為東亞的軸心,難逃東、西拮抗的命運。「當代」總是在過去歷史中形成,卻又成為未來歷史發展必須面對的前提。而這意味著日本雖可挪用西方帝國主義,卻又無法避免內在的結構性焦慮。
將日本的帝國主義比擬為遞迴效用,起點是1874年的臺灣出兵;未及言明卻頗引人猜測的,就是帝國主義的未來進程及其終結?那應該就是從此一路走向擴張的日本帝國,經由1894清日、1904日俄、1914一次大戰,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間的高速擴張,最後是因幾近於毀滅性的本土決戰、體制變革才得以終止。遞迴的用意因此似乎在於日本帝國主義形成之後的自主意識或自我擴張,就像時下流行的人工智慧電影一樣,人腦所創造的智慧機器人,快速且大量的自我學習,最終形成自我意識,脫離創造者的掌控,而其終局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悲劇。從這樣的角度想來,儘管作者只用遞迴來闡述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卻也隱喻傳達日後發展及其終局。
臺灣番地殖民計畫
帝國的成立必須立基於擁有海外殖民地的事實之上。Eskildsen 這本專書從頭到尾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從龐大的史料之海清楚指出,日本官民之間曾經存在的臺灣番地殖民計畫。由於日本在臺軍事行動僅有短暫的八個月,且未有大規模遭遇戰、領土控制,最後的外交談判更僅獲得微薄的賠償隨即倉促撤軍,以致各界常因此遺忘日本當時曾擁有永久的番地殖民計畫。
實際上,日本不管是出兵前在中央政府內部的討論(第五章)、事先派遣間諜在臺灣的調查(第六章),甚至正式出兵後的軍事活動,殖民計畫無時不被提及且試圖落實。甚至來臺日軍也有一支約三百人的中隊,是由指揮官西鄉從道從薩摩的舊武士募集而來的特殊隊伍,西鄉及他們自己都期待至少有半數可在未來擔任殖民臺灣的先鋒(頁189)。只是臺灣出兵計畫在落實的關鍵時刻,對清強硬派的外務卿副島種臣去職,重掌朝政的核心官員不願在國力未豐、內亂隱憂的關鍵時刻再引發與清國之間的正面決戰,因而為臺灣出兵設下階段限制:可以出兵懲罰臺灣原住民,但只有在保證不會引發與清朝之間全面性的軍事衝突時,才能進一步執行番地殖民計畫。問題是,即使清朝同樣無意在多事之秋再增添日本戰事,他們還是調集大軍援臺,並往日軍所在的南臺灣番界邊境集結推進。從未明白宣戰的清、日兩國軍隊,現在都來到南臺灣一隅,雙方僅有番界一線之隔。在此同時,英、美等西方強權基於自身利益,也出聲反對日本出兵。如此變局下,殖民計畫在日軍完成牡丹等原住民部落討伐後,即於6月底時中止(頁230-231、264),前距日軍抵臺還不到二個月。Eskildsen的專書因此將描述這場出兵在臺灣現地之具體行動的最後一章(第八章),名之為「消逝的殖民之夢」(The Fading Dream of Colonization)。
東亞帝國轉型
此後,儘管日軍仍然滯留南臺灣長達五個多月之久,但因中央政府在清朝及西方列強的反對下,已放棄原本的殖民構想,在臺日軍就變成日本對清朝外交談判的籌碼,而非如先前規劃作為落實殖民的先遣部隊。Eskildsen使用「賠償取代殖民計畫」來呈現日方上述整體策略的更迭。日本放棄積極侵略性殖民計畫、降低衝突及戰爭之後,歐美強權也再度傾向日方,介入協調紛爭,並很快讓雙方達成協議。這個結局亦可視為東亞外交新平衡,清朝同意以獲得歐美及日本承認的東臺灣番地主權交換琉球宗主權的喪失。因為清朝現在就是幫南臺灣原住民賠償其所殺害的日本國屬民,一如日本代琉球人出面向清朝幫他們臣民討回公道。
從上述視角出發,Eskildsen設定的遞迴概念,同時可以延伸展現在清朝與西方。清朝的反應是愈來愈為明確其國家領土範圍,捨棄作為傳統朝貢貿易體制一環之琉球宗主權的同時,則在與日本晚期的外交談判中明確化列強一再逼問的番地主權,同時積極展開「開山撫番」政策,將東部番地郡縣化,明文撤廢引發番地主權爭議的番界政策。用Eskildsen的話來說,便是:「日本遞迴地挪用西方帝國主義,此遞迴過程放大西方帝國主義的變形效果,並在全東亞加速傳播主權革命。」(頁342)應該也是在這個層次的意義上,Eskildsen 將「東亞」納入這本以臺灣為案例探討日本帝國主義萌芽的專書之書名,和「日本」並列。
李仙得之夢
十九世紀下半葉東亞的涉外關係史幾乎無法迴避法裔美籍外交官李仙得,不只因為他當時確實活躍於第一線並周旋於東亞各國之間,也留下龐大文獻資料。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自然也不例外,其常被簡單想成是李仙得個人企圖及構想的實踐。因為積極提供南臺灣番地及清朝情況,以協助日本處理事務的就是不久前曾數度親往南臺灣番地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他負責處理美籍商船羅發號(Rover)在南臺灣番地擱淺、船員被殺的類似事件,差別只在於其身分已是日本政府高薪聘請的顧問。許多文獻與研究也暗示李仙得積極謀求個人官位,講求現實名利,而非定國家的效忠。正努力躋身歐美帝國主義行列的日本,正好讓擁有獨門知識與實務經驗的李仙得獲取高位和名利。法國出生卻參與南北戰爭,再因功派赴清朝擔任外交官,隨後又在日韓之間遊走的簡歷,更易坐實人們的想像。
不過,Eskildsen試圖舉證說明,早在李仙得應日本政府聘任之前數月,主導維新政府外交事務的副島種臣,已由國內外各種管道清楚掌握琉球人在臺灣番地遭難的事件,明確擬定派遣征討軍前往南臺灣的計畫,「李仙得出入意外地到達日本,只是使副島的知曉過程更活躍而加速」。與其認為李仙得為日本創發臺灣出兵的構想和理論,不如說雙方構想相同、一拍即合。Eskildsen還進一步讓我們明白,臺灣出兵計畫是副島種臣應對國內外局勢變化,系統且全面地調整日本主權、領土及外交體系的關鍵環節。所以,日本理所當然會有臺灣出兵、殖民之舉,不管最後是否有李仙得的協助(第四章)。這同時意味著,臺灣出兵也就不會是過往多數研究所主張,單純只是對於國內不滿武士的讓步,及舒緩、轉移征韓論壓力的替代性機制。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非主張李仙得對於維新政府沒有任何外交理念或方向上的影響。李仙得除了詳細提供南臺灣情況、與清朝的交涉策略,以及具體策劃臺灣出兵之外(第四章),他為明治政府提供的規劃案,瀰漫著前所未有的擴張和侵略性。Eskildsen極為敏銳卻具說服力的推測,這並非李仙得個人思想單方面的激進化,而是他與副島種臣等人思想的結合物,其實一定程度反映出副島種臣的想法,儘管歷史文獻都明白寫著那是李仙得提交給副島種臣的備忘錄。若借用Eskildsen的概念來說,兩人也起了類似的遞迴作用,或者乾脆可說是共鳴或共振,且愈震愈大。
未來研究
作為美國出生、接受完整教育訓練,卻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書的研究者,Eskildsen這本專書主要還是屬於日本史或比較帝國主義的範疇。但今天作為中譯本在臺灣出版,除了提供我們不同於慣常從清朝史出發的研究視野外,對於日後的臺灣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啟發。
首先,日本在預備及實際征臺期間,從國內外及臺灣現地累積龐大文獻及調查成果(第六章)。但非常奇怪的是,相較於西文文獻,1870年代的這些日文史料卻幾乎還沒有被努力整理出版,認真用在十九世紀的臺灣研究上。類似影響也及於日治臺灣史。1870年代先後參與征臺行動的人,大致上也是二十年後日本殖民臺灣時的核心人物,但我們卻很少關注兩者之間的連結及其研究(第十一章)。更重要的是,Eskildsen 現在已經幫我們具體指出日本1870 年代的臺灣番地殖民計畫。那麼,當時的殖民規劃和調查對於1895年之後的日本殖民統治政策有著什麼影響?對於臺灣史研究來說,這應該是意味深遠且必須面對、深掘的重要課題。
雖然Eskildsen 已經注意到,日本出兵臺灣的歷史研究通常較少注意在臺灣究竟發生何事?但他補足的空白有一大部分還是來臺日軍的組成、運輸、登陸及其作戰過程(第七章及附錄A、B),而非臺灣地方社會的情況。當時的恆春半島不是一個蠻荒的無人之境,而是具有長遠移墾發展的社會,不只位處「東亞地中海」航線要道,也是東、南臺灣往來必經之地,有著活潑的族群往來和商貿交流。重點在於,當地位於島內卻是番界之外,沒有帝國的郡縣官員和駐軍等行政管理。換言之,經由恆春半島的歷史研究,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沒有國家的地方如何以及形成怎樣的社會秩序?這同時可以反省與思考,曾經統治臺灣二百餘年的「清帝國」,對於社會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顯然十九世紀下半葉諸多涉外事件就彷彿一盞明燈,讓我們得以一窺這個長期在漢文文獻中缺席且處於幽暗不明的有趣之地,所存在的複雜政治、社會及商貿網絡,進而思考國家的意義。
十九世紀來到恆春半島的勢力,不管是清朝、美國或日本,都必須盡快熟悉、謹慎依循既存的社會網絡來運行,方能適切達成其目的。若是如此,這一套在地方長久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既存秩序,就不太容易因為各種外來者的到來而整體改變,即使其政軍實力總是輕易強過各種在地勢力。這意味著我們現在所能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恆春半島社會,通常只有本地社會與外來勢力的接觸面,最易見到的總是像卓杞篤、楊友旺等特定的中介勢力。此即意味著,晚清涉外事件所產生的只是暗室之中的單一微弱光源,映照特定立物表徵的同時,也造成諸多陰影。那麼,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想想,目前雖已可藉由「外人之眼」,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恆春半島社會,但要如何避免過度聚焦在那些共同亮點的同時,又能試著摸索接近陰影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