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歷史系的楊孟軒博士，2012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用了將近九年的時間將博士論文大幅改寫，2021年由聲譽卓著的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為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一書。該書出版後，在國內外學界都相當受到矚目，除了獲得楊博士任教學校的年輕學者著作獎（首次由歷史系教師獲得），更得到2021年「記憶研究學會」（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的「首書獎」（First Book Award）肯定。
與原先博士論文相較，專書改寫最多之處，應該是作者在博士後階段運用創傷、記憶及認同的分析概念與理論，重新調整並改寫原本在學位論文中就已十分精彩的「臺灣外省人」在臺灣經歷三個階段的意識轉變之歷史分析，進而提出對於2009年以後風行一時的「大出走」（出中國記，或中譯本所稱「逃離中國」）集體記憶形成之原因，及其在現代臺灣社會中的內涵之分析。除了歷史分析之外，作者引入與討論創傷理論的工作，也有相當原創而深具啟發性的新理論見解，並嘗試為臺灣難解的族群和解問題提出可能發展方向。
以下的導讀，我將試著從本書三大核心：「外省人集體記憶的社會史分析」、「創傷、記憶與認同的分析」、以及「追求和解的嘗試」進行介紹，並從個人比較熟悉的族群研究觀點，提供一些個人看法給讀者參考。
逃難來臺外省人集體意識的社會史分析
這本專書一開始就引用龍應台在2009年出版，並在華語世界名噪一時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闡述父母輩對於1949年逃難到臺灣過程經驗的記憶，而提出本書最重要的研究問題：為何要到大出走事件發生將近六十年之後，才公開講述這些駭人經驗？如果過去不說（或沒說），那麼過去五十多年間，「外省人」的集體意識主要內涵是什麼？現在的訴說透露了什麼？由在臺成長的子女講述長輩的逃難與流離，意義為何？
作者首先指出，大陸各省軍民在1949年前後「隨政府遷臺」這個人類近代史上移民數名列前茅的大規模人口遷徙，過去卻極少被研究。尤其102萬人在幾年之間湧入一座原本只有600多萬人的島嶼，對於島上原有居民在生活上的衝擊之大，難以想像。但是，這個大出走對接待社會造成的影響，卻很少被仔細研究；就連「逃難」本身也很少出現在第一代移民的集體記憶之間。
本書作者接著指出，過去西方文獻對於中國內戰的研究，主要興趣在於理解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為何潰敗，或共產黨為何勝利，而很少注意到這些戰亂與流離為捲入其中的一般人（包括被迫遷移的平民和中低階軍人、以及接待他們的社會的平民）所帶來之災難與痛苦。因此，本書針對一般人如何受到這些戰亂與流離影響進行社會史的研究。
本書解開的第一個謎題是：為何第一代移民很少回憶或討論其逃難或流離的經驗？除了國家的禁限，或是以「山西五百完人」的故事來轉移焦點外，一般人如何面對其在臺的處境？透過對於當時一般人書寫的通俗文獻（特別是旅遊）的分析，作者引用「長時段」（long durée）的概念，說明當時一般「外省人」都認為遷移到臺灣只不過是日本侵華以來又一次的轉進或撤退，是「以拖待變」暫時的旅居。許多人因此將旅居臺灣的經驗與過去在中國大陸各地逃難，特別是重慶的經驗相比；也深信最後的勝利返鄉必然到來，就像抗戰勝利一樣。「戰時過客」（wartime sojourning）的文化記憶因此成為抒緩當時剛發生的「大出走」，這個重大社會創傷的集體文化建構。
然而，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後，蔣介石被迫在《中美共同聯合聲明》說出未來反攻大陸將主要不是憑藉武力的手段，短期內返鄉的夢想破碎之後，取而代之的另一種文化記憶是「文化鄉愁」（cultural nostalgia）：第一代移民開始透過同鄉會出版品懷念、記錄，及保存大陸家鄉的種種。不過，這種文化記憶似乎有明顯的世代落差；儘管第一代移民熱切地參與及記錄其家鄉記憶，在臺灣出生、長大的「外省人」後代，對於這些1960至1970年代大為盛行的同鄉會活動與文化出版品似乎興趣不大。這同時也反映了「短期內無法返家」的第二個重大社會創傷，對於不同世代的衝擊有相當差異。
1980年代以後，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為思鄉的一般外省人帶來返家可能性。在許多人不顧政府禁令，偷跑回家鄉的訊息漸漸傳開之後，外省老兵返鄉運動獲得相當社會支持的動能，迫使蔣經國1987年決定開放讓「外省人」返鄉探親。然而這一波的返鄉探親卻帶來另一次的社會創傷。許多外省人在離家三十多年後返鄉，卻發現和記憶中的家（鄉）已經不同，也漸漸體會到臺灣才是他們的家。1980年代以後，臺灣政治反對陣營開始以「臺灣本位」的思維及政治，主張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本位」政策，要求更多「本土化」及「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使得許多外省人在蔣經國總統過世後，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的政治環境中，深深感覺被界定為「外人」，而認為受到排外。臺灣政治大環境的急遽變化下，「外省人」在居住大半輩子，甚至一輩子的家中，仍被視為「外人」，是另一項重大的社會創傷。年輕一輩的「外省人」在此時期或稍早為關懷弱勢者及懷念漸漸消失的臺灣眷村家園，而創始的「老兵文學」及「眷村文學」，也為後來第三波的文化記憶「講述大出走」（narrating the Exodus）之浮現與興盛，奠下重要基礎。
在上述綿密而細膩的歷史分析之基礎上，本書作者提出他最重要的論點：第一，「臺灣民主化以來，外省人以大出走為中心的記憶之社會生產，將事件本身轉化成共享的文化創傷，運用於持續進行卻未盡全功的外省人認同形成過程」（本書頁7）；第二，「外省人表述的大出走記憶。即使有流離失所與無歸屬的強烈離散感，使得幾位學者視為某種『離散』或『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但是他們記憶體系的目標卻與離散恰好相反——為了構築以在地為基礎的『外省臺灣人』認同。……他們為父母及祖父母在1949年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與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頁8）。
換言之，在外省第二代「講述大出走」熱潮於2009年大量出現之前，第一代移民在不同時期的社會創傷下，也曾經以「戰時過客」、「文化鄉愁」的文化記憶建構去面對。1980年代以後，兩次與「回家」相關的社會創傷，才促成移民第二代以講述父母在1949逃難來臺的經驗，作為他們宣稱進入成為臺灣一分子的自我認同的基礎，雖然這個記憶建構（迄今）仍未完工。作者接著用這個精彩的歷史分析，去回應及挑戰西方研究者關於「創傷、記憶與認同」研究中的主要預設與理論，而提出反駁以「單一事件」為基礎的創傷理論新論點。在下一節討論這些理論性問題之前，讓我先提一下本書的歷史研究對於臺灣「外省人」或族群關係研究的衝擊與貢獻。
首先，本書強調對一般民眾社會史的研究觀點，以及對於1950至1960年代的報紙與通俗文獻（例如臺灣鐵路局《暢流》雜誌）的整理分析，都為當時一般人的文化與社會生活提供不同於官方文獻、或現今普遍印象的描繪。許多逃難來臺者因其流離失所的狀態所導致的心理壓力、社會偏差或高犯罪率，除了造成第一代移民自身嚴重社會不適應與痛苦外，也為當時作為接待社會的臺灣民眾，特別是外省人集中的都會地區，帶來另一種流離失所狀況。作者認為，過去很少被注意與談論的後者，才是造成一般人感受「省籍社會隔閡」的重要因素。
的確，過去臺灣史研究中關於戰後省籍隔閡形成原因，往往過度注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而忽略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更重要的恐怕是1949年以後大量外省軍民短時間湧入，對原有日常生活造成的衝擊，以及因為移民的「過客心態」所導致「非神聖的聯盟」及視本省人為「可受指引的同胞」，看不起本省人，才擴大省籍隔閡（頁107-108）。作者指出，這些「散兵游民」所造成的嚴重社會與治安問題，是1954年蔣經國成立退輔會，及後來將大量退伍軍人集中到東部開墾、或是開闢橫貫公路的重要背景。同樣地，蔣夫人宋美齡1956年發起興建眷村也有類似背景。作者這些觀察提醒我們，臺灣官方能夠在戰後初期很快地成功壓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公開談論，使該事件到1987年才再度浮現在公共場域的討論中，恐怕是因為它對菁英的影響較大，但與一般人的生活經驗關係較遠。同樣地，這恐怕也是1980年代反對陣營以本土化的挑戰策略要求民主化時，官方能夠用「省籍已融合」的說法加以反制，並獲得相當支持的重要原因。本書提醒臺灣族群關係的研究者必須注意「二二八事件」以後（或以外），造成後續省籍隔閡現象的因素。
其次，相對於過去許多外省人研究（特別是本書討論的胡台麗、張茂桂、李廣均、趙彥寧、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史國良〔Scott Simon〕）往往將注意力放在1980年代，甚至是1990年代以後的狀況，本書是少數探究1970年代以前，一般外省人在臺灣處境的研究。這個研究不但豐富了我們對「外省人」的多元圖像的理解，也讓我們注意到一些被忽略的歷史事實，進而必須反思一些「遺忘」的現象。例如，為何1950年代被臺灣社會許多人視為頭痛問題（甚至深痛惡絕）的「散兵游民」，1980年代以後卻成為「老兵文學」中令人同情的故事主人翁？第一代外省人作為流離失所的移民，卻同時是造成本地人流離失所的半殖民統治者，這是許多外省第二代在講述父母「大出走」故事時遺忘的事實。同樣地，許多本省作家或政治人物在1970至1980年代對外省老兵狀況的描述與關心，也都在當代的族群政治的嚴重分歧中被遺忘。
第三，作者也提醒我們，1960至1970年代的文化鄉愁，及2000年代的講述大出走，分別代表不同世代的外省人在不同時期都試圖在臺灣建立「在地認同」的集體努力。不過，這些由下而上的文化建構之努力，似乎都尚未完成。第一代的文化鄉愁或許因為真的有機會返鄉而被打斷；然而第二代的講述大出走則可能是在民主化的臺灣被當成外人，導致認同的建構未竟其功。造成第二代認同建構受到阻礙的重要原因，似乎和1990年代以後升高的族群政治衝突有關。不過，本書作為一般民眾社會史研究的精彩論證，在這個議題的討論上可能出現一個明顯局限：忽略政治菁英在臺灣族群政治競爭升高過程中的角色與不對等的影響力。
由本書提供的證據與論證來看，外省人感受到自己被當成「外人」，似乎和1994年省市長選舉期間，新黨候選人在高雄被民進黨支持者以寫著「中國豬滾回去！」的標語抗議事件有關（頁263-264）。書中提到，高格孚也同意就是這一刻開始，許多外省人對於「自己在臺灣的地位感到焦慮」。該事件當時透過各種耳語及大眾媒體的快速宣傳，以及政治菁英的公開講述，的確產生目前我們看到的政治與社會後果，包括本書的受訪者也都如此深信。不過，該事件所產生的後續影響力，可能有相當部分是出於當時新黨政治菁英刻意忽略這個口號原本是針對當時代表新黨參加省長選舉的本省人朱高正這項事實。
1986年當選民進黨立委的朱高正（1954-2021），因為在立法院堅持以福佬話質詢引發衝突而大出風頭，曾被民進黨支持者視為「民主戰艦」，後來卻因為反對台獨、主張中華聯邦而離開民進黨，被許多支持者視為「（族群）叛徒」。朱高正後來更加入標舉「驅逐台獨」的新黨，參選臺灣省長。「中國豬（朱）」的標語原本是取朱高正姓氏的同音字，及其傾向中國的意識形態去反對他，卻被解釋為是針對外省人的歧視語言。這點後來有不少研究者或政治觀察家都提到；本書引用的雷鳴，1995年寫作時其實也誠實但隱晦地提到這點，但是，這項事實卻在後來族群政治升高中，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
創傷、記憶與認同的分析
本書除了前述關於外省人在臺灣記憶體制（或是文化記憶）變化的描述與解讀之外，另一項重要的貢獻，也極可能是本書獲得「記憶研究學會首書獎」肯定的主要理由，在於運用臺灣的案例與西方創傷、記憶與認同的理論與研究對話，而試圖提出一個去除西方中心偏見的普遍性命題。乍看之下，1949年大出走的記憶，到將近六十年後才被當年逃難者的子女或更後輩講述出來，似乎是一個典型「被長期壓抑」的社會創傷案例。然而，作者指出目前主要的心理學及社會學傷痕研究理論，似乎都無法適切地解釋本書觀察到的外省人經驗。
卡露思（Cathy Caruth）的心理學創傷理論強調，創傷是事件發生時未被充分理解、「未經處理、或無以名狀」的經驗，需要被幫忙才能想起，顯然無法用來分析外省人的大出走記憶，因為他們自己記得很清楚。同樣地，社會學者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認為現今過度被討論的創傷，則是特定社會與政治情境下之工具性回應的說法，似乎也無法否認記憶本身即使是建構的，也仍有療傷效果。更重要的是，這兩種理論都預設了「單一事件」的前提，而臺灣外省人的經驗則說明這個記憶體制的產生是在四次接續發生的「社會創傷」（逃離中國、返鄉夢碎、返鄉失落、返臺失落）及兩種先前先前的記憶體制（戰時過客、文化鄉愁）之變遷所衝擊的結果。這些不同的文化記憶都曾在不同時期、不同狀況下，發揮其減緩不同社會創傷帶來心理壓力的作用，而並非一直反覆停留在「最初的創傷事件」上。
個人雖然對這些創傷理論在西方社會的發展並不熟悉，但是在閱讀本書作者這些清楚的討論、批評及理論創意之際，不僅覺得很有收穫，也被其細膩而深入的討論說服。更重要的是，這些理論性的分析架構，也為由「歷史研究」視角出發的族群關係研究，開拓新的可能發展方向。
追求族群和解的嘗試
本書的另一亮點，也是最讓我感動與欣賞的地方，是作者在結論透過對其主體位置的揭露、研究過程中的反省，試圖提出同理、和解，與正義的可能性。我在2007年剛認識本書作者時，他才剛進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由於他的碩士論文討論「二二八事件」，我知道他來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家庭。因此，當我知道他開始進行臺灣外省人的研究時，著實為他擔心了好一陣子。不過，從事後來看，這些擔心其實是沒有必要的。作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身分去研究當年與這些政治事件有密切關聯的移民，在道德上的難題、心理上的調適所要面臨的挑戰，都在本書結論被一一揭露，而且相當成功地轉化為本書進行最初研究、寫作與修改時的動力。除了歷史資料的爬梳與整理外，本書也訪談不少「外省人」，其中有受訪者在訪談開始不久就拂袖而去、有在訪談過程情緒激昂、也有多年朋友當面抗議「外省人」的標籤……各種不同反應都有。這些訪談過程的親身經歷以及作者蒐集到的許多故事，都被生動而詳盡地寫進主要章節，讓本書闡述的各項主題更加有血有肉，同時讓作者漸漸對被研究對象產生同情及同理。
作者引用相關文獻，在討論後提出他所謂的「multidirectional empathic unsettlement」（本書譯為「多向同理性未了」），來理論化與概念化這些同理的感受與體會，及其作為達成和解的可能性。針對講述傷痕記憶的後代，他特別提醒：與受害者有關的人不會因此就特別神聖，或具有代言、為之發聲的特殊權利；同樣地，與加害者的關聯並不構成原罪，也不需要一直道歉或補償。參與研究或再現歷史傷痕的人，不應沉溺於自己的悲憤中。作者也強調深刻歷史研究在此一和解過程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傍點為筆者所加）：
歷史並非治療歷史創傷的萬靈丹。但尋求同理、和解，乃至被痛苦記憶撕裂的群體和國族都能接受的轉型正義途徑，其可能性卻源自一種通曉歷史的理解，並以適當視角看待這些記憶（頁327）。
本書作者已經由其針對「二代外省人」與「大出走（逃離中國）」有關的歷史（創傷）記憶進行的深刻研究，在這個方向下跨出困難但扎實的第一步。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後繼者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主題、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更多歷史研究，繼續推進。
//書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