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臺灣？》導讀

任雪麗（Shelley Rigger，美國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教授）

華安瀾（Alan Wachman）的著作《為什麼是臺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英文版在2007年發行，當時他提出一個美國學者和決策者都在迫切爭辯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何以為了掌控臺灣，不惜危及中國領導人自該國建國以來所達成的一切成就？

這個問題如今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和臺海兩岸關係仍至關重要。本書問世已有十六年，華安瀾不幸以53歲之齡早逝也過了十一年，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和臺灣之間仍持續劍拔弩張。臺灣海峽如今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至少與華安瀾在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中段完成本書時不相上下。

華安瀾對這個重大問題的答案並不令人安心，因此也就格外重要。許多學者和政策專家認為北京的對臺政策出自意識型態。倘若政策是意識型態性質，就意味著它與特定政治體制相關而有可能改變。華安瀾則主張，北京決心將臺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路並不出自意識型態，而是根植於數百年來中國領導人將臺灣視為中國安全保障之樞紐的確信。倘若北京的政策植根於對該島在軍事上重大意義的現實主義盤算，就更難想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能同意足以強化臺灣身為自治實體之地位的任何安排。此一視角也讓臺海兩岸今後的和平變得更難想像。

儘管華安瀾接受其他因素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發揮作用，但他確信這些因素在對於臺灣問題的多數論述中都被高估了。他決心聚焦於北京政策驅動力所在的地緣戰略考量，因為他要「對臺灣問題的觀點提出修正，這些觀點來自於以下想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反映出他們始終不變且直接了當地有意矯正歷史的不公正、滿足大眾的民族主義志向、確保政權正當性、提供中國領土完整不被分裂的屏障，或宣示決心……阻止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獨立運動」。相對於這些視角，華安瀾舉證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一如清朝及中華民國等前任統治者，同樣受到大陸上的中華國家必須控制臺灣才能保障中國大陸安全的信念所驅動。

本書運用多種史料，包括歷史檔案、政府宣言，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析員和西方學者的論著。華安瀾揭示，「臺灣是地緣戰略資產抑或威脅，取決於中國能否加以掌控」的想法，在中國國內的智識界和政策圈中並無爭議。唯有在中國境外，上一段所列舉的考量才得到最多關注。這項發現為他的論點增添急迫性。華安瀾需要讀者理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輕易被說服、不會放任臺灣自行其是。北京的政策並非中國共產黨意識型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政治的產物；如果只是中共及其國家的產物，它就不會由十七世紀起相繼執政的中華國家表現出來。他反倒主張，臺灣自清朝以來始終是中國領導人「認知地圖」的一部分。大多時候，臺灣受到外人掌控的想法都觸發中國領導人對於國家安全的焦慮。

華安瀾留意到自身論點可能面臨的挑戰。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多次將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土地拱手讓人，藉以解決與鄰國的領土糾紛，由此揭示民族主義與領土完整皆不足以完整解釋相繼執政的中華國家何以一心一意堅持對臺灣行使主權。他也揭示出中國大陸政治人物對於臺灣重要性的看法與時俱變。唯有中華國家鞏固華安瀾所謂「中國文明『核心』或『內地』」時，他們才會將注意力轉向保衛此一核心。他們一旦如此，就會認為臺灣既是防禦外來威脅的緩衝，又是外來競爭者和敵人可用以威脅中國的潛在橋頭堡。

華安瀾在本書緒論追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臺政策，並分成三個時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0年代，北京在行動與言論上都採取極度好戰的政策。該國對內以「解放臺灣」為口號；在這時期的臺灣海峽，北京則與臺北發生一連串軍力衝突，同時持續唇槍舌戰。

北京與美國和解及其中國國內政治的變遷，導致1970年代轉向華安瀾所謂「軟」政策。此一取徑由「和平統一」這句新口號刻劃出來。本書緒論尤其著眼於李登輝總統任內，就許多方面而言，那時都是臺海兩岸關係的黃金期。正是在李登輝總統任內，臺北和北京終於對彼此打破沉默，運用半官方代表（臺灣的辜振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汪道涵）的對話，作為兩岸展開聯絡的方式。華安瀾進一步揭示李登輝強化臺灣安全保障與國際地位的努力，終究破壞臺海兩岸關係的進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容許臺灣主張任何國際空間。到頭來，北京逐漸相信李登輝並非真心想統一。

李登輝1995年的訪美之行，標誌著臺海兩岸熱絡趨勢的終結。臺海關係進入第三階段，北京開始提升對付臺灣島的軍事準備，華安瀾將這一過程稱作「硬的更硬」。其中包含北京決定在2005年通過實施《反分裂國家法》，授權在臺灣獨立看似迫在眉睫，或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之時對臺灣動用武力。北京尋求軍事選項的速度歷年來各有不同，但1990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走向始終不變。凸顯並解釋北京對臺政策的軍事化，正是本書重要的第二論點之一。正如華安瀾所述，本書的宗旨之一乃是「把北京的軍事化戰略置入歷史脈絡中」。

第二章概括本書論點。華安瀾主張，中國大陸的歷代政府決定以掌控臺灣為優先事項，其原因並非擔憂國家統一問題、洗雪百年國恥，或確保大眾支持。正如本書一位評論者所言，他們決定如此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臺灣「在外人手中是威脅，由中國控制則是資產」，是中國大陸與太平洋競爭勢力之間的一處緩衝區。

華安瀾確認，中國官方發言與著述關於臺灣的主導敘事，強調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但他指出，這些因素無法完整解釋北京的對臺政策，因為「該國無需明擺著訴諸武力，就能解決其他持久敵對的領土糾紛」。他評述：「北京投注在實行其對臺宣示的政治資本，遠超過其與鄰國解決大多數領土糾紛之所需。」（頁50）他說，臺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中具有非比尋常的地位，而這樣的地位必須得到解釋。他斷言，最合理的解釋在於臺灣的地緣戰略位置。

華安瀾逝世至今這些年來，支持這一論點的補充證據業已浮現。他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宣稱「中國『崛起』與發展的前途，決定於收復釣魚台、南海諸島，或印度收入阿魯納查邦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權……即使（中、印兩國邊界）爭議的土地面積大致與臺灣相當，也並未激起中國人普遍要求收復失土的情緒。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料，卻充斥宣示統一臺灣攸關中國普遍發展目標的陳述」（頁50）。自從本書英文版出版以來，北京對這些地區更加關注。隨著中國國力增長，北京方面也就取得對這些地區重申主權的實力。這些地區全都具有戰略意義，即使其戰略重要性不如臺灣。北京如今樂意在南海和印度邊界與鄰國展開武裝衝突，此事只能更加確立華安瀾對於臺灣的斷言。隨著中國捍衛其地緣戰略周邊的能力增強，該國對於「至關重要」事物的定義也隨之擴張。

華安瀾也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臺灣是「中國」地方的概念所驅動。他寫道：「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身分，根柢淺到靠不住。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力表現得彷彿臺灣自古以來對中國很重要……但在歷史大多時候，中國對臺灣一無所知。……驅動統一的並不僅是將一個分裂民族合而為一的關懷；反倒是一種不讓中國確信為自己所有的土地被他人奪走的決心。臺灣的居民並不如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那樣重要。」（頁68）換言之，掌控臺灣也不如確保該島不受他人掌控那樣重要。

本書第三章分析清朝對臺灣的政策。華安瀾將這項政策置入更廣泛的滿洲人「認知地圖」分析之中。滿洲人相信自己支配的帝國由多處不同領土組成，這些領土在他們的「認知地圖」中各有不同地位。華安瀾寫道：「中國在清代是大帝國的其中一部分。」（頁80）滿洲人以帝國的統治者自居，其帝國涵蓋中國內地的殖民地，以及中國先前歷代不曾收為己有的邊區（包括新疆）。他們需要掌控這些邊區，才能消除內在和外來的威脅。

華安瀾主張，清朝決心主張擁有臺灣，原因並不在於臺灣是「中國的」，反倒正因為該島不屬於中國，從而有被其他勢力攫取，用以對付清朝之虞。他寫道，這是「一套戰略否定政策」（頁83）。清朝領袖並不能輕易得出如此結論。清廷決心消滅鄭氏家族政權，一舉終結該政權所捍衛的明朝正朔及其對臺灣的控制。但這些行動不能等同於決心將臺灣收入清帝國版圖。正如華安瀾所記載，多數清朝官員認為「耗費額外資源在島上駐軍的效益極低」（頁94）。臺灣在他們看來「遙遠、未開化又無關緊要」（頁94）。

直到擊敗鄭氏政權的清朝水師統帥施琅提出理由，說明清朝若不掌控臺灣，（與清朝敵對的）其他勢力就會掌控，清朝才決心占領該島。他認為臺灣落入亂民或不友好勢力之手，代價將更高於治理該島的成本。儘管如此，當清朝在1895年被迫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滿洲人仍認為喪失臺灣「創巨痛深」（頁115），原因不在於該島對帝國很重要（並非如此），而是臺灣移交恰恰表現出日本變得何其強大，清朝又變得何其衰弱。

本書第四章分析國民黨政府對待臺灣，從漠不關心到視之為華安瀾所謂「地緣戰略必要」（本章章名）的歷程。華安瀾說明，早年國民黨人認為臺灣喪失已成定局，臺灣並非亟需收復的失地。例如孫文的論著把臺灣和越南（安南）、緬甸等量齊觀，後兩地向來不曾被理解為中國內地的一部分。

孫文的繼承者蔣介石起初對臺灣所見略同。他探討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著述和演說眾多，卻從未提及臺灣也是被侵略的領土。直到1930年代晚期，蔣介石才開始稱臺灣為「失地」，他如此稱呼則是為了強調日本領有臺灣對中國大陸構成的威脅。蔣介石也提到臺灣和朝鮮（高麗）兩地應當脫離日本獨立，藉以減輕中國的安全保障負擔。蔣介石與時俱進的立場，在華安瀾看來佐證了他自己的論點：隨著日本侵略中國變本加厲，蔣介石愈來愈把臺灣當成對中國大陸的地緣戰略威脅。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展，蔣介石的立場演變為把臺灣看作中國核心領土的一部分。儘管如此，他多半仍持續以地緣戰略潛能描述該島的重要性。

本書第五、六兩章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菁英的相似歷程，從1937年毛澤東對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著名談話「……我們對他們（朝鮮人）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情的援助，對於臺灣也是如此」所表達的漠不關心，到堅稱臺灣獨立將是中國一大災難的現行立場（頁146）。第五章試圖釐清中共領導人在中國內戰前的年代裡自相矛盾的發言。華安瀾得出結論，儘管中共領導人顯然在1942年已經揚棄毛澤東1937年表述過的看法，他們轉變視角的動機卻不明確。

第六章則聚焦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戰期間的對臺政策。美國在這段期間表明防堵共產主義在西太平洋擴張的決心，其中包括以軍事援助和共同防禦條約支持臺灣。這在北京看來是明確的威脅，臺海衝突因此國際化，抽離國共雙方國內鬥爭的脈絡，而成為共產勢力與反共陣營之間更大規模衝突的體現。正如華安瀾所言：「原先領土重要性有限的戰術目標，被美國轉變成由地緣政治爭鬥驅動的戰略焦慮。」（頁191）施琅用以說服清廷取得臺灣的威脅─地緣政治對手運用該島危害中國安全的威脅，此時捲土重來。

華安瀾在本書第七章分析1990年代晚期至2000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臺灣重要性的爭論。他在此又一次發現，地緣戰略考量發揮重大作用。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運用島鏈遏制中國、阻撓中國崛起的概念，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一大主題。儘管中國評論員長年聚焦於臺灣對於中國國防的價值，本章卻提出證據說明，就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前數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保障對話開始賦予臺灣更為進取的作用，稱之為「通往大海的門戶」（頁236），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脫離圍堵。華安瀾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主義敘事中的這股戰略流，隨著中國菁英逐漸把國家的未來想像成海洋大國和海軍強國而顯著增長。」（頁239）

華安瀾呈現出中國對臺主張的理路在二十一世紀持續演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擴張志向並駕齊驅。換言之，自清朝以降，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從來不認為臺灣本身具有意義或價值。該島一直（也持續是）追求中國大陸戰略利益的工具。臺灣在中國領導人「認知地圖」或「想像地理」中的地位，因應著他們所認知的戰略威脅與機會而不斷變化。

某些評論者批評本書未能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神貫注於臺灣的地緣戰略理路相對於其他解釋的重要性。華安瀾確認北京的動機複雜，但他幾乎以全書篇幅為地緣戰略解釋提供理由。北京的動機有多大程度出自地緣戰略，又有多大程度與民族主義、國內政治等相關？這個問題對於當今正在發生的政治對話至關重要。理解北京的驅動力何在，乃是得知互相衝突的對臺觀點能否隨著時間而得到管控的關鍵所在。

華安瀾的目的在於說服讀者認真看待地緣戰略論點，他知道讀者也包含美國決策者在內。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他對本書英文版的書評裡，說明華安瀾的著作何以如此重要。黎安友引述柯林頓政府時期曾任東亞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負責制訂對中政策的中國研究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說法：「臺灣對於中國人如此重要……原因並非臺灣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國人固著於臺灣的根源純屬國內因素。」黎安友駁斥此說，他說華安瀾的發現使得這種論點「站不住腳」。

美國政府的高階官員竟然不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臺灣視為安全威脅的可能性，正是華安瀾確信自己必須寫成本書的理由。他要警告美國人（還有臺灣人），北京決心讓臺灣脫離美國保護並最終得以掌控的可能性，乃是根深蒂固且極其理智的，不會隨著意識型態或政體變遷而減弱。

閱讀本書時很難不感到悲觀，甚至聽天由命。倘若北京領導人確信自己必須控制臺灣才能安全，臺灣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只會是遲早的事。華安瀾並不把論點推到那麼極端。他容許其他優先事項作為北京最重要的目標，或許仍有可能更重於「統一」臺灣。但他確實向美國決策者發出忠告，而這項忠告如今比起本書英文版出版時更加切題且寶貴。

華安瀾向決策者進言，期勉他們對於北京受到真切的威脅感，而非「中國人對統一獨有的迷戀，或是對歷史冤屈氣急敗壞的回應」所驅動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倘若華安瀾說得沒錯，地緣戰略考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政策的重心所在，那麼美國或日本「被北京解讀為助長或利用臺灣自主地位的一舉一動，都重擊北京的安全感」（頁275）。美國保證只對鼓勵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或保衛臺灣民主有興趣，無法說服滿懷確信的中國領導人，臺灣在敵對勢力手中或受其影響，除了威脅中國安全之外還有其他意義可言。要讓臺灣安全無虞，美國的作為就必須避免坐實或觸動北京對於安全保障的恐懼。

這項忠告在今日（2023）比起十六年前更加顯著。隨著近年來美中關係惡化，某些美國國防專家斷定，支持臺灣是阻止中國的好方法。美國政治人物所採取的行動，也正是華安瀾預言會激起北京對臺灣報復之舉。臺灣自身的安全形勢因此惡化。最令人擔憂的則是美國的中堅策士採納地緣戰略理路，但其理路是從美國視角出發，他們主張美國必須預防臺灣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力範圍，以制止北京突破第一島鏈，向太平洋擴張實力。他們把北京立場的邏輯倒轉，鼓吹美國採取戰略否定政策對付中國。這種言論坐實中國官員對於安全保障的最極端恐懼，驅策他們動用更強大的軍力向臺灣施壓。

華安瀾並不以著作中的論點為樂，但他明白自己身為學者的責任是說真話，而非讓讀者覺得安慰。他在本書最後幾段寫道：「臺灣的歌聲幾乎毫無能力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敗亡，所表達的也是極其平凡的願望，是一個國家想要被容許與更強大的國家共存而不受侵擾。」（頁277）這句引文刻劃出華安瀾對臺灣及其人民的深刻理解與關懷。

安瀾1958年生於賓夕法尼亞州。他在哈佛大學研究藝術史時發現東亞。他的大學畢業論文以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收藏的一尊木觀音坐像為主題。1980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在臺灣教過英文，往後人生中也經常前往臺灣旅遊和居住。

華安瀾喜愛一切關於臺灣的事物。他的華語能力極佳，十分健談又善於傾聽。他從各行各業的人們身上認識臺灣，從學者到攤販不一而足。他介紹朋友光顧遍及臺北各地的美妙小餐館，其中幾家我們至今仍在光顧。他對藝術的敏銳眼光，讓他得以從臺灣和中國大陸積聚一批精美的收藏品。其中之一是一尊木雕神像（我沒記錯的話是關公像），他在鹿港的店面直接向雕刻師傅購買。

這尊神像或許不足以由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典藏，但仍是一件雕工精美的藝術品。安瀾購買它之前向藝師說明，儘管他敬重製作者對神明的奉獻，他卻無意把這座雕像當成聖物使用。接著雙方展開長談，安瀾在對話中表現出他對臺灣文化與藝師的尊敬。雕刻師傅很高興能把這座雕刻作品賣給安瀾，但更看重的是這位顧客（自己也是擁有天賦的藝術家）能認識藝術和奉獻的差別。

華安瀾獻身於自己的猶太教信仰和家庭。他在塔夫茲大學佛萊契法律暨外交關係學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取得碩士學位，而後進入哈佛大學政府學院攻讀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出版為第一部著作，探討臺灣的身分認同、民族主義與民主化。1993至1995年間，他在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擔任美方主任。隨後兩年，他在紐約市擔任華美協進會（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

安瀾最美好的願望是得到攜手共度人生的伴侶，這個願望僅次於當上教授的渴望。1997年，他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在自己攻讀碩士的母校佛萊契法律與外交關係學院成為助理教授，並和當時任職於布朗大學的中文系教授何蘭若（Laura Hess）結婚。兩人育有兩名子女。

華安瀾發表過許多篇論文。他是兩本論集的共同編者，也是《臺灣：國家認同與民主化》（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和《為什麼是臺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兩部著作的作者。他53歲逝世時，仍在撰寫探討蒙古國際關係的著作。在他的諸多重要論著之中，《為什麼是臺灣？》迄今仍是他的扛鼎之作。這是本出類拔萃的書，研究深入、論證緊密，重要性更是刻不容緩。

儘管書名為「為什麼是臺灣」，本書主題其實是關於中國，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書提出的論點幾乎無法讓臺灣人讀者或臺灣之友感到寬慰。但在最後，華安瀾道出臺海兩岸關係的深層真相：「臺灣人民尋求主權尊嚴，以及只要不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就會對該島以禮相待的保證。」（頁277）這段陳述在寫作當時屬實，今日也仍是實情。我們只能籲請臺北、北京和華府的決策者聆聽這個真相，並在它引領之下選擇維繫臺灣人民的和平與自由，這樣的選擇其實會增進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安全保障，而不致侵害。

//主題書籍//
《為什麼是臺灣？──中國領土完整的地緣戰略理由》◎華安瀾（Alan Wachman） 著；蔡耀緯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