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載量》推薦序

推薦序 全球大疫時代下的臺灣

張上淳（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

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COVID-19）之疫情始於2019年，2020 年起肆虐全球，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生活，乃至於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帶來極大的影響。本書的內容，不是感染率、死亡率等統計數字，而是探討這些冰冷數字後面的真實社會面。不論國家大小、富國窮國，在疫情大流行時，往往會更加突顯了原本就深植於人類社會各式各樣的不平等結構。這場全球大疫，同樣對臺灣社會造成不同面向、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方面有待相關學者專家的深度研究。我僅就個人的親身經歷，略述一二。

2020年初，「新冠肺炎」這個名字開始為外界所知。早在 2019年12月中旬時，新冠肺炎已在中國武漢流傳，並在醫師的社群媒體揭露出來。2019年倒數第二天的深夜，臺灣疾病管制署（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同仁看到這個在網路上流傳的消息，開始透過管道追查訊息的真實性。在人類歷史上，雖曾發生許多次的新興傳染病，但這一次是怎樣的病毒？傳染途徑為何？一開始時沒有確切的答案，只能面對及努力探查，同時考驗著我們的防疫能力。

本人長期與 CDC同仁一起工作，處理傳染病、院內感染之控制等相關議題，是 CDC的主要諮詢成員之一，也是長期的戰友。我曾擔任CDC不同諮詢小組或委員會的召集人或委員，與許多所謂外部專家共同來幫忙、預防或控制不同疾病，並在決策上提供參考意見。CDC這些內部、外部的工作夥伴，早在2003年SARS侵襲之前便一起合作；SARS來襲之後，我們更密切地同工。這次面對新冠肺炎，也不例外。

人傳人的新興病毒

2020年1月初，新冠肺炎的資訊仍不透明。當時已經知道至少有20至40個病例，我們相信這個數字是遠遠小於當地真實的狀況，並且認定新冠肺炎是會人傳人的疾病。同時期，外界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新興疾病？世界衛生組織（WHO）仍在試圖了解中，他們與中國大陸的官方說法較為相近，認為「新冠肺炎目前沒有人傳人的證據」。我國應對的不同之處在於：基於過去經驗，在掌握有限訊息的情況下，謹慎地加以專業判斷，並很快確定新冠肺炎是一種會人傳人的疾病。既然新冠肺炎是會人傳人的疾病，讓我們聯想到先前的SARS防疫歷程。CDC 很快就邀請防疫體系的諮詢專家召開首次會議，推論新冠肺炎可能是跟SARS類似的病毒，須要用較高的規格處理。面對人傳人的新興疾病，防疫措施的範圍極廣，包括：如何準備防疫、怎麼診斷病人、收治病人、通報病人情況、通報檢驗結果等。這些考量都在第一次的會議中，被仔細討論與研析。

當時世界各國還沒確認新冠肺炎有人傳人的證據，我們已作出預防病毒傳播的作法。防疫的第一步：防止病毒傳入國內，先從邊境防疫入手，做好登機防疫。在 2019 年的最後一天，疾管人員已採取邊境防疫措施：針對從武漢抵臺的班機，要求飛航機組人員配合，以飛機上的廣播系統，提醒身體不適的旅客，主動提報，以及進行登機檢疫。

輕症也會傳染

2020年1月10日，WHO公布新冠肺炎是冠狀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然而，世界各國掌握新冠肺炎資訊的速度，遠不及它的擴散速度。我們了解，所謂的「人傳人」，還是有著程度上的差異。不同的病原，在不同的地區，有些快速擴散，有些只是局部地傳染。

臺灣因政治因素並非WHO的會員國，我們必須憑著過去的防疫經驗，加上專業防疫能力，作出合宜的判斷。雖在這種國際局勢下，我們仍同時和多個國家有著醫療衛生的雙邊交流，例如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至於怎麼掌握新冠肺炎的最新狀況呢？第一次的專家會議中，我們就建議派人去武漢。

當時，我們得知許多感染者曾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也有病例是家族成員間互相傳染。但我們的專家於得到中國的許可後，到武漢當地的觀察，是受限的，他們無法看到病人，也沒辦法去醫院探察，收集到的訊息、資料非常少；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並不意外。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到當地仍得不到訊息本身也是一種訊息。面對未知的病毒，我們須謹慎以對，有計畫地快速隔離病人，預防疾病散播。在短時間內，我們確定檢驗方法、診斷方式，並通知各大小醫院，建立通報、檢驗、病人安置之作業流程。

在2020年1月21日，經由我們的登機檢疫，碰到臺灣第一個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她是一名從武漢回來臺灣的幼稚園老師。在登機檢疫過程中，她被發現有新冠肺炎相關的症狀。因此在她下機後，直接被送至桃園指定醫院的隔離病房安置，並且很快就確定診斷是臺灣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人。

至於這位幼稚園老師是怎麼得到感染的？在她入院後的第二天，我立刻親自到該醫院與該病人對談，嘗試了解可能的致病源頭。她說，她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或其他市場，也沒有接觸過動物，亦否認去過醫院。但她記得，曾有一、兩位幼稚園同事曾有輕微咳嗽症狀，但均未被診斷是肺炎患者。經由這些資訊，我們更加認定，新冠肺炎除了會人傳人之外，輕症、沒有病狀的病人也可能會傳染給其他人。

坦白而言，這類輕症或無症狀即可傳染的疾病，對我們的防疫工作更是極大的挑戰。參考以往 SARS 的經驗，受到感染的人症狀較為明顯，幾乎都會發燒，並且通常在發燒後的第二、三天開始，才會傳染給別人；在發燒之前，幾乎不會傳染。因此，SARS的防疫工作相對簡單。那時我們只需為每個人量體溫，測出發燒者就加以隔離，防止他們傳染給別人。換句話說，SARS較容易進行隔離，因此它來得快、去得也快。但新冠肺炎可在沒有症狀、輕症階段，就開始傳染，要把它完全杜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我們努力了解新冠肺炎特性的同時，監測全球疫情的演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如所料，出入中國武漢的人快速傳播新冠病毒，致使世界各地很快都出現確診的病例，從泰國、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國，到遠在歐洲的英國、義大利，都很快就出現了確診病例。那時美國的流行病學專家曾預測：因為臺灣和泰國是中國遊客熱門地區，民眾來往非常頻繁，因此推測這兩個地方會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最嚴重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防疫更不能鬆懈。

防堵病毒進入，是當時的首要任務。無可否認，當時中國大陸是新冠肺炎爆發最為嚴重的地方，因而政府停止臺灣與武漢及許多其他中國大陸城市的直航班機，但始終沒有全面終止中國航線，保留幾個航點以供臺商回國之用。初期，我們的邊境防疫是根據出發地當地疫情的狀況作為憑據，從疫情流行地區回來的旅客，一旦出現相關症狀，我們就會進一步採檢、判斷。到後來，全球各地都屬疫情流行地區，因此從全球各地入境臺灣的旅客均需檢疫隔離，並適時加以採檢。保留中國大陸幾個航點，以免臺商轉由其他非疫區國家飛回國內，對於我們掌握入境旅客的檢疫有很大的助益。

全球大流行與臺灣的 253 天本土零確診

隨著疫情擴散，需要採檢的地區範圍也越來越大。2020年2月11日，WHO 病毒分類委員會宣布新疾病的名稱為「2019冠狀病毒病」。WHO 解釋，他們選擇此名，乃因病毒與 2003 年 SARS 的冠狀病毒在基因上相互關聯。同年的3月 3日，WHO 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的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world pandemic）。

比起歐美各國及亞太地區多數國家，臺灣的檢疫工作相對嚴格。疫情初期，臺灣的確診病例幾乎都是境外移入的個案，患者一進入國境，很快地在機場直接被送去醫院隔離，或是在發病前嚴格地進行居家檢疫，後來更規定必需是一人一室的居家檢疫。如此一來，較不容易傳染同住的家人以及社區。

面對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大流行的傳染病，不同國家的應對策略各有不同。各個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風俗、教育程度等，對疫情防控的效果，以及對一般民眾生活上的影響亦差距甚大。臺灣經歷了超過250天的本土零確診，也沒有社區內爆發傳染的情形。客觀而言，在全球民主國家之中，臺灣這樣的成功防疫成果，實屬不易。我們的防疫經驗，是相當獨特且彌足珍貴的。

人民與政府，齊心抗疫

新冠疫情對世界各國的社會衝擊，影響甚鉅，臺灣亦不例外。但值得慶幸的是，臺灣社會的不同階層，皆有防疫意識。簡而言之，全民有形、無形地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一起抗疫。

以口罩為例，許多國家有民眾拒絕戴口罩，但在臺灣大家都會自動自發地戴上口罩，還曾一度出現口罩供不應求。在平時，臺灣本土產製的口罩比中國或其他開發中國家製的進口口罩，價格相對昂貴，沒有市場競爭力，因而口罩大多自國外進口。然而疫情一旦發生，我們就得靠自己。其實根據SARS的防疫經驗，政府早已特別留意醫療單位在疫情時所需基本防疫物資的儲備。我們剛開始認為臺灣社區裡沒有病毒，沒有必要全民戴口罩，因此不主張全民戴口罩，只有免疫力不好、進入醫院、或是有呼吸道症狀的人才需要戴上口罩。

隨著疫情變化及本土口罩產製量能，口罩政策亦有所調整。以往臺灣每日可生產180萬片，連夜趕工也只能生產大約400萬片。為避免民眾搶購、囤積口罩，政府實施了口罩實名制，規定民眾持本人「健保卡」可購的數量，從開始的一個禮拜二片，逐步增加到一個禮拜五片。隨著所謂「口罩國家隊」的產線增加，到五月時，一天可以生產超過2000萬片，使民眾不再擔心買不到口罩。相對於本書中提到墨西哥一位三十多歲的工人洛佩斯，因在公共場合不戴口罩而被警察毆打致死的情況，可知即使是小小的口罩，都考驗著政府的應變措施，既要深思細節，又需要行動力。

其次，臺灣與許多其他國家很大的不同點，在於資訊透明，以及資訊傳播，能有效的推動。這對當時的防疫工作，非常重要。在防疫作戰中，我們從一開始對特例召開記者會說明，到每天下午兩點固定召開記者會向國人報告疫情發展狀況。如此之防疫作為，乃基於民眾一開始不熟悉此一新興的傳染疾病。專家在記者會上協助解釋疫情，宣導防疫作為，報告疫情的統計資料，加上拍攝了許多防疫短片，都是為了穩定民心。如果任由外界猜測疫情，亂傳訊息，反而容易製造混亂，也更會引起民眾恐慌。這不僅僅是醫學問題，亦涉及到社會心理。如同本書第二部分所載之「排斥和指責」，若社會瀰漫焦慮，懷疑的種子就會抑制流行病的應對措施。政府與民眾的信任是一種寶貴的關係，唯有共同對抗病毒才是正道。

就疫苗與醫療資源的分配來說，從WHO宣布新冠疫情爆發，到2021年5月出現雙北的社區疫情發生，已有一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我們的防疫措施，確實獲得高度肯定，並讓我們爭取到了等待疫苗上市施打的時間。然而當時臺灣因相對防疫成效佳，在國際疫苗的分配與取得，通常不具先機。比我們疫情嚴重的國家，疫苗廠家當然認為應該優先提供疫苗給他們。也因此，國產疫苗的開發有其高度的必要性。雖開發疫苗的投資大、臺灣市場規模小，國內廠家會裹足，然因「國安」的理由，我們仍誠心希望各界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來討論，以協助我們國內的廠家。其實，臺灣確有自製疫苗的能力。至於醫療院所的資源分配，我們希望每個縣市都有指定的優先收治醫院，可最先被啟動或優先收治重大傳染病的病人，這是SARS疫情後就有的規劃。回想當年SARS蔓延時，一旦風聞某醫院有SARS的病人，一般病人就不敢去就診。因此，我們優先把部分醫院平時就備好適量的負壓隔離病房，必要時也可將其他病房空間釋放出來，隨時準備好收治重大傳染病的病人，讓其他醫院維持正常運作，如此民眾不用擔心去哪一家醫院會有感染危險，仍可安心分流就醫。當新冠肺炎病人數增加，就調整為所有醫院都一起協助收治病人，此外，我們還設置並逐步增加集中檢疫所數目，甚至安排防疫旅館，協助收治輕症的病人，以上舉措都需要花相當心力來協調和調度。當然，疫情告一段落後，我們會回頭檢視所有防疫作為，希望透過更縝密的檢討規劃，未來還可以再做得更好，以因應不同新興傳染病的挑戰。

Taiwan Can Help

回顧防疫過程，不論是政策的規劃、執行、制定、修改，都是根據疫情及對此疾病的認識，機動調整的成果展現。臺灣的CDC在國際上有多重的雙邊聯繫管道，例如和美國的CDC、日本的國立感染症中心，我們設有聯絡窗口。臺灣雖然不是 WHO 的會員國，但我們的每一個個案，也都主動通報給WHO，因此 WHO能掌握我們的疫情發展。當其他國家的病例快速增長時，國際社會也能客觀得知臺灣新冠肺炎之確診個案情形。

我國持續積極參與國際防疫相關之會議，有助於臺灣防疫成果之展現。疫情開始後不久，WHO 同意我們參與部分專業的視訊會議，包括臨床小組、感染控制小組、疫苗研發等小組之專業討論。我個人就曾參與臨床小組和感染控制小組的會議。在疫情肆虐那段期間，會議常是臺北時間晚上7點到9點，有時甚至開到更晚。如今回想，這些密集的會議，對增進國際醫療防治之互動，助益頗大。透過交流，國際認識到臺灣防疫的力量，願意和我們交流，並互相擷取防疫經驗，使得「Taiwan can help」的形象被成功地形塑。例如，臺灣與許多國家的衛生主管機關或醫療機構都曾有視訊連線會議，分享我國的防疫經驗，甚至連美國衛生部長都親自訪臺，進行雙邊交流。簡而言之，在衛生醫療與防疫的諸多議題，臺灣樂意與其他國家分享經驗，也誠心願意學習他國之長。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嗎？

歷經三年的疫情，2023年5月WHO宣布新冠肺炎作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已經結束，不再是全球衛生緊急狀況。依據WHO的資料，這場疫情，已造成了感染人數超過6億，死亡人數超過6百萬，可謂全球大疫。

本書是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期間，由來自全球的45位學者專家，針對美國、英國、古巴、南非、印度、羅馬尼亞、塞內加爾、土耳其、印尼、巴西、以色列等不同國家，以人類學的見解和民族誌的證據，來闡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如何干擾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各國政府的因應之道。

更重要的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嗎？透過本書，可知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如何在全球—從亞馬遜河流域到索諾蘭沙漠，從孟買到里約熱內盧—暴露了人類社會在種族、宗教、經濟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身處不同境遇的人，在獲得醫療保健資源方面竟然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預防與隔離，對世界上的無數勉強度日的人而言，竟然奢侈的無法執行。未知的病毒，像顯影劑也像放大鏡，使原本世界的不公平，更為加劇，更為令人不安。書中的「印度拾荒者」、「羅姆人」、「裹屍布竊賊」等情狀之深刻描述，都讓人動容。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不若某些國家那麼大，再加上我們有全民健保制度的落實，讓人民有醫療需要時，不至於求助無門。從全球公衛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顯得難能可貴。

疫情已告一段落，人們的生活也逐漸恢復正常。在全球疫情期間，臺灣展現出「Taiwan Can Help」的友善態度，且能付諸行動，令人欣慰。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請我推薦這本書的同時，與大家分享當年防疫的點點滴滴。我欣然接受邀訪，更希望我國防疫團隊與全民的努力，在此留下些許記憶，並持續互勉。

真的，我們不知 COVID-19 疫情是否再起，但多數專家都認為日後我們必然會再次面對另一個新興傳染病的威脅，因此，有所準備以防範於未然始終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