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載量──人類如何借鑑COVID-19，面對下一次疫情」側記

文／張廷碩（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交感身心診所兼任醫師）

時間：2月24日(六) 2點至3點半
地點：世貿一館國立臺大出版中心展位
主講：吳佳璇 (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專任主治醫師)
主講：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有鑒於書籍的各篇研究內容扎實豐富，疫情又與每個人的經驗息息相關。故本場側記將不囿限於兩位主講者吳佳璇醫師（吳醫師）與劉紹華研究員（簡稱劉研究員）的分享，也納入紀錄者聆聽講座與閱讀書籍的心得，並嘗試連結與疫情相關的研究進行對話。

吳佳璇醫師先分享了自己歷經兩次疫情的經驗，說明臺灣如何從SARS的經驗裡成長到面對今天的COVID-19，還記得在SARS時，那時候她任職於臺大醫院，當時初次面對大疫情時的資源不足，工作人員的不熟悉以及身心負擔，甚至防護衣跟口罩都嚴重不足，即便身為醫護人員，一個N95口罩也需要配戴一週。工作人員就像書中描述的一樣，得要即興地發揮創意，例如，在口罩外圍在佩戴著外襯，來避免染污傳染，以渡過資源匱乏尚未整合的非常時刻。

這樣的經驗也可連結到了這次COVID-19的疫情。看似有經驗的防疫團隊，檯面上的防疫醫師，也是在慘痛的SARS經驗之後才能展開與發展。吳醫師回憶起來，當時任職於疫情風暴中心的醫學中心，往返院區之間皆搭乘計程車。有一次，在計程車上講著電話，不經意透露出自己的工作地點在醫院，坐計程車想著怎麼愈來愈熱，原來是司機已經搖下了窗戶，在四五月初夏的台北，曬熱與流通的空氣，好像也讓司機比較安心。如同書中的第20章，就透過以色列的宗教儀式與防疫概念交會的案例說明，危險與風險需要經過詮釋，人們的安全感也是。這恰巧呼應人類學者Mary Douglas的經典名作「純淨與危險」．吳醫師自嘲地說明自身經驗，搖下車窗可能也讓司機覺得比較安全，減少危險，也能自我感覺降低風險。

書中的第三部分「不平等的負擔」，透過大量的案例說明疫情如何凸顯、交織、加重了既有的各種社會不平等。吳醫師就以自己罹患失智症的父親舉例，說明在疫情之下，疾病的處置與處理是有先後順序的：一切以疫情為重，其他的疾病就會被擺在一旁，特別是那些「無法主張自己權利的病」，例如失智症。三級警戒期間，吳醫師的爸爸也因此有幾個月，沒有上日間課程，本來喜歡的作畫課程也因此耽誤生疏。這造成了非預期的負面結果，等到疫情允許，吳爸爸再回去日間照顧中心上課時，就已經沒有能力再畫，不能再上課了。不只是失智，兩位講者也分享像是癌症，也可能因疫情而蒙受治療的延宕。除了有疾病的人會受到疫情影響或延後治療，健康照護者也因為其照護的對象，而有不同的待遇及影響。劉研究員就舉例說明同樣是照護者，三級警戒時，居家照顧改為線上上課學習的兒童，家長可以領到工作的補助津貼，然而同樣居家照護失智的長者，就沒有任何補助津貼。

疫情帶來巨大的衝擊，除了強化社會不平等，針對特定族群與區域的社會排斥與污名，也可能加劇，這反映在全書的第二部分「排斥與指責」。劉研究員就說明當中國武漢爆發肺炎時，臺灣對於中國及其武漢地區的排斥也持續累加。不只是國家邊境的封鎖，臺灣更是世界各國中，唯一持續地對武漢地區的居住者與旅行者，採取拒絕入境的手段，當時各國都先後採取了針對外國籍人士的封鎖，但通常對於本國籍人士並未強烈禁止入境或要求特殊處置（如：特殊包機入境）。然而，臺灣入出境管理部門一直持續到2020年5月8日，才解除對具備我國國籍但有中國武漢地區旅遊與居住史的入境特殊專機限制，留居中國武漢的臺灣國民方能自行返台。¹ 這種針對「國家國界」的行政區域作為旅遊警戒與管制，也曾出現在SARS的全球與國家治理中。社會學者吳嘉苓及曾嬿芬（2006）就曾討論並反思SARS疫情警示的科學與政治，說明國家與行政區域的疆界預設成為病毒傳染的地理邊界。這種預警措施也反映出當社會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時，在評判危險與安全時，並不只依照生物醫學的判準。²

在排斥與指責之外，劉研究員也提醒大家要反省疾病的命名基礎，進一步思考我們要如何面對我們所害怕、異常於社會，那些不同於「我們」的人。以中國武漢地區——第一個新冠肺炎流行的區域，作為疾病命名。「武漢肺炎」可能加深了排斥與污名。³ 劉研究員提出的反思，也在頂尖科學期刊，如Science期刊上有豐富的討論。疾病的命名常跟恐外與仇外（Xenophobia）密切相關，過往疾病除了以地方進行命名，也以性傾向、人群、動物、食物等來命名，也常強化了特定的恐懼與偏見。仇外修辭雖帶來恐懼，但也帶來安全感（Hoppe 2018）。然而增加對特定族群的排斥與污名有其負面後果。例如，反而讓部分不屬於該人群或地方但有感染風險的人，淡化了其危險感。針對疾病污名的邏輯與後果，也有學者主張要以字母與數字來取代命名（Kupferschmidt 2015）。除了疫病診斷的命名基礎，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國家提供醫療照護的各種基礎設施。特別是在疫情之下，健保卡不只是成為看醫生看病，更是獲得各種醫療資源（包含防疫的口罩）的必備工具。透過健保卡基礎設施，國家或醫療體系可查詢個人的醫療資訊雲端與入出境資料，可能進一步加深了這些排斥與指責，強化「我們」與「他們」的分野。

作為研究流行病的人類學者，劉紹華研究員強調不同國家與地方的疫情，也會反映社會的集體脈絡，像是臺灣就比較強調「團結抗疫的氛圍」，強調「同島一命」，而缺乏部分歧異或回溯的聲音，例如，針對失去的人進行公開的悼念儀式。在疫情結束之後，人們也普遍不想要回顧疫情，或針對疫情進行更深刻的反思與討論。疫情過後，世界各國都有這種大規模追思弔念逝者的集體儀式，知道與瞭解他們是誰，他們的生命故事，以及他們又是如何離開的。然而連臺灣宗教界年度大規模的活動，例如普渡、與各類節慶聚會等，也都沒有集體的悼念儀式。不只是沒有悼念，許多的逝者在疫情嚴格管制的當下，都採取極簡單的方法進行火化與喪禮，家人可能沒有告別式也無法出席，遺體火化由禮儀人員代為執行，這都讓重新追悼儀式變得重要。反觀本書第一部分中回顧不同國家的權力，如何在疫情中進行管制、監控、照護與治理。劉研究員提醒，儀式性的回顧除了讓我們知道逝者的生平外，也能夠重新註解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瞭解逝者的名字、故事與經驗，也有助於重新註解社會不平等，許多國家的死者，都不平等的聚集在少數族裔與移民者身上，特別是移民的醫療照護人員，英國的NHS就有大量隸屬於過往大英國協的專業移民者，因為疫情下的工作而失去生命，我們就可以從他們的故事中瞭解社會，理解人們的移動軌跡。

另外，劉研究員提醒我們，臺灣僅有的疫情回顧，是非常「英雄主義」的。從SARS時代，國家就強調逝者是抗疫英雄，甚至把醫護人員染疫過世的，當作是因公死亡，入祀送進忠烈祠，但這樣的英雄主義，不僅無助於我們理解疫情，更無法讓逝者的親朋好友得到撫慰與理解。

除了追祀死者的儀式或敘事外，劉研究員也提醒我們要從COVID-19中學到的，是一種「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不能侷限於中央社針對臺灣疫情所做的全記錄，這也是在《疫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劉紹華 2020）書中提出的論點。我們不能只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世界，也需要從各個國家，乃至於全球與全球組織的角度下觀察。如果我們從世界衛生組織與全球衛生的角度進行觀察，我們就會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Director General）譚德賽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經歷與選舉過程，如何與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之間的國家角力與模式之爭（看重社區衛生、或重視醫療科技兩種模式）密切相關。 這樣的「世界觀」，能夠協助我們更瞭解疫情與社會，也能夠不淪於某種本位主義的思考，劉研究員提醒，她認為這是臺灣社會要加入世界組織所需完成的基本功與視野。

雖然兩位講者並沒有在分享中提到，但作為紀錄的我，也想要進一步討論本書的翻譯。中文翻譯版的問世，雖適時地對疫情與臺灣社會提供即時的借鏡與理解，但許多翻譯之處仍值得商榷。我列舉出兩項供大家思考：首先，關於標題的翻譯，本書原文的標題為《Viral Load: Anthropologies of Urgency in the Times of COVID-19》，可惜的是副標題中的「急迫性（Urgency）」並未翻譯，我認為「急迫性」至少有兩個意涵：第一，急迫性是這個時代的註腳，兇猛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發展。許多的政策，不論是全球、國家或地方的，都需要且戰且走，邊做邊修改。因此，人類學值得研究這樣的急迫性，才能更理解疫情下非常時期的意義。第二，急迫性會是人類學研究的修正與挑戰。人類學研究中許多民族誌，常常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浸泡身處在田野地（being there）」與「成為在地人（becoming native）」，田野結束後又得要花時間去深化研究。在此情況下，人類學民族誌研究常常是十年磨一劍。所以本書的每一個章節，都可說是使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較為簡短的時間中加速磨練完成，即時的人類學研究將讓我們可以體會人類學研究的威力，卻也為人類學帶來修正與挑戰。第二個值得商榷的是關於care的翻譯。care本身就有其多樣的意義。大致可區分為，強調關係與倫理時，翻譯成「照顧」；強調技術、內容與實作時，則翻譯成「照護」。然而，本書有多處將care翻譯為「醫護」與「醫療護理」（包含第四部分的標題「The Reach of Care」即翻譯為『「醫療護理」的範圍』），這不但會侷限了care的原意，並且再度將疫情化約成為醫療護理領域的事情，而看不見其社會面。

COVID-19不是聚焦於當下的時代與急迫性，也不是疫情結束回歸正常生活就好。劉研究員也透露，編者正在進行下一本書的編輯，將討論COVID-19後的慢性化（chronicity）議題。這或許能反映出人類學者們致力於當下這個COVID-19充滿急迫性的時代後，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世界，以及說明後疫情時代下，疫情與社會之間的作用和關係。讓我們能在閱讀本書之餘，共同期待編者耕耘誕生的下本好書。

//延伸閱讀//

Kupferschmidt, K. Rules of the Name. Science. 2015; 348(6236):745.
Hoppe, Trevor, “Spanish Flu”: When Infectious Disease Names Blur Origins and Stigmatize Those Inf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8; 108:1462-146
吳嘉苓、曾嬿芬，「SARS的風險治理：超越技術模型」，《台灣社會學》，2006; 11：57-109。
劉紹華，《疫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2000，臺北：春山出版。

//註釋//

//主題書籍//

《病毒載量：COVID-19時代的人類學研究》
◎勒諾爾．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南希．J．布爾克（Nancy J. Burke）、阿約．瓦爾貝格（Ayo Wahlberg） 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