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文／許峰瑞（臺大社會系碩士生）
講題：臺大出版中心×台北國際書展《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
主講：許家馨（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
主講：葉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主講：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
（依發言順序）
時間：2024年2月23日（五） 19:00-20:30
地點：台北國際書展@台北世貿一館D620展位
《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出版於2024年二月，本書集結了人文社科跨領域的學者，診斷轉型正義在台灣面臨的困境，同時提出具在地歷史意義的實作建議。台北國際書展的活動是本書推出後首次公開演講，編者許家馨提倡「議題化轉型正義」，即其概念、實踐與後果都值得討論與反思，無法完全移植其他國家的經驗；作者葉浩則介紹漢娜鄂蘭的思想資源，反省以普世價值或宗教性格為基礎的轉型正義論述，提供轉型正義的世俗化理論；作者汪宏倫除介紹本書內容外，更深入淺出地指出當前轉型正義與和解共生的張力。
轉型正義的兩種想像：法庭之上，歷史記憶的劇場
台灣的轉型正義面臨了什麼問題呢？許家馨首先駁斥了一個簡化的推論，轉型正義的進展並不是全由領導者的政治意志所決定，他也補充了台灣轉型正義工作的法律背景，在國際中鮮少可以參照的案例，卻大量繼受德國的規範，忽略了台灣特有的「歷史記憶的衝突」。
許家馨認為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版本是「法庭的想像」——只要確認歷史事實，再由法庭審判，就能成就正義。在這個版本中，轉型正義的規範與價值都是給定的框架，然而，台灣卻存在歷史記憶的矛盾，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同一種正義。歷史真相被鑲嵌在更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台灣這個共同體缺乏一致的框架，歷史被挖掘出來後，無法敘寫連貫的真實，才是台灣轉型正義遲遲無法進展的癥結。
顯然，只交由法庭來決定轉型正義也遠遠不足。許家馨於書中強調「對話」的重要性，順勢提出了轉型正義的另一種想像——劇場的想像。「劇場是人們肩並肩觀看歷史的地方」，台灣轉型正義的處境不同於德國，其作為二戰戰敗國的審判與檢討，都相對於台灣更無疑義。台灣當前面臨複雜的歷史記憶衝突，劇場的意象意味即使過去曾有分歧、曾有不義的歷史，但我們仍願意「認領」不同群體的記憶，作為台灣的共同體。
漢娜鄂蘭的思想資源：講共同的故事
葉浩延續許家馨提到的困境——台灣的轉型正義難以參照國際經驗。德國轉型正義的基礎來自自然法的傳統，自然法相信人權是橫跨時空的普世價值，納粹政權的「惡」在這樣的價值下便昭然若揭；而南非的轉型正義仰賴黑人與白人共同的和解信念，這源於基督宗教的思想基礎。台灣並沒有自然法與和解的宗教基礎，需要自行建構轉型正義的理論與實作。
既無自然法與和解的基礎，那麼台灣社會的轉型正義該走向何處？葉浩援引漢娜鄂蘭的概念，建構台灣版本的轉型正義理論。首先，「惡」的哲學思辨，平庸之惡讓我們了解根本惡不一定涉及意志，而是極權主義對於人性的摧毀造就了根本惡（葉浩，2024：310）；接著，極權主義的政治條件，即政治被視為「製作」，與「法庭的想像」異曲同工，人民被用作材料，成就定於一尊的極權政治；最後，極權主義的社會條件——「世界異化」，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對於公共事務冷漠且無感於他人受苦，滋養了極權主義。葉浩提倡應用這三點對於極權主義的反省，克服「法庭的想像」，轉型正義於焉不僅是司法正義，更能夠超越基督宗教的思想基礎。
葉浩進一步借用鄂蘭「重講故事」的概念，「如果想介入現在，就需要靠大家一起寫歷史，創造未來可被傳頌的故事。唯有認定自己是這個社會的成員、是故事的共同主角，才有辦法認領涉及所有人的歷史故事」，這個框架消解了不同歷史記憶的張力，也重新解讀了普世人權，更能夠由下而上的改造台灣的政治文化與強化共同體的精神。
轉型正義或和解共生？轉型正義的限制與反思
汪宏倫對於轉型正義的評論與前二位有許多相異之處，他也自承立場極端：「我開始對這個問題感到憂慮，是民進黨政府開始成立促轉會，推動所謂『轉型正義』，我實在看不下去、忍無可忍了！作為一個公民、知識工作者，不出來說點什麼，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我就開始接觸轉型正義的研究 ⋯我甚至覺得我們不要再談轉型正義了，需要拆解（undo）轉型正義。」
他從知識上與政治上的角度來說明為何不該再談轉型正義。首先，從知識來說，轉型正義這個詞彙承載了太多不同的事件，從二戰後德國、日本作為戰敗國的審判，到第三波民主化甚至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的處理，國際的學術討論都是以轉型正義這個詞彙加以分析，使得這個概念大而無當；台灣的案例也同樣如此，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與林宅血案都應該獨立的討論，還原歷史真相，而非用一個概念囊括。
接著，政治的角度則牽涉台灣的特殊性，若目標是台灣共同體的和解共生，轉型正義無法達成這個目的。從最表面的制度命名來分析，世界上僅有突尼西亞、馬爾地夫與台灣以轉型正義為名來推動政策並作為機構的名稱，台灣常常參考的韓國、德國、南非，則是以「超克過去」、「真相與和解」為號召，這顯示了台灣轉型正義目的與手段倒置的問題。歷史記憶的衝突又加深了正義與和解的張力，愈執行轉型正義，反而愈撕裂台灣的共同體。台灣尚未迎來一個共同體的奠基時刻，也因此無法敘寫共同的歷史，綠色典範不願承接1949年以前藍色典範所推崇的歷史記憶，而藍色典範也極力迴避或忘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佈這些綠色典範所凸顯的「義務記憶」（汪宏倫，2024:128-129），缺乏共同體的道德基礎，裂解出兩種版本的歷史記憶，維持台灣的民主在中國因素大舉壓境的條件下變得困難，轉型正義使人們更分裂。
講者對談與現場提問：議題化轉型正義的後果
汪宏倫補充，他認為現在轉型正義的內容並非錯誤，但概念和作法需要調整。他提出「不要再談轉型正義了」，共同體內部的歷史需要更多對話以相互理解，有許多歷史不能以正義來審度。許家馨則從翻譯的角度側面認同轉型正義可能帶來的問題：西方常常混用法律與正義兩詞，台灣並無同樣的語意，轉型正義卻成為司法的正義，壓縮了對話的空間，「轉型正義既然是正義，哪有什麼好對話？就變成教育那些不懂的人。」
葉浩也認同轉型正義的關鍵詞應是對話。在現有的文獻中，轉型正義包含審判過去戰犯或威權加害者、第三波民主化的歷程以及戰後的國家重建，但這三種問題同時在台灣出現，將這三件事統稱為轉型正義，就出現了孰先孰後的辯論與概念的混淆。總結而言，他相信轉型正義不只是歷史正義，而是為了共同的未來、兼顧現在的社會與政治條件，試圖處理歷史的問題，這三件事對於當代台灣來說，都是重要的政治問題，不應混為一談。
現場搜集了兩個討論問題。第一，聽眾提問：在轉型正義的工作中，國家與公民社會分別應扮演什麼角色？葉浩認為國家與公民社會都需要共同參與，國家可以提供對話的平台與架構，並清除威權遺毒如避談政治、善惡二分的決定論，重建適合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公共知識份子則需要創造出屬於台灣轉型正義的語彙，而非移植西方的理論與概念；許家馨轉而強調對話的心態，他認為目前台灣的公共領域，莫不是以選票壓制對方，就是在態度上壓抑對方發表意見的可能性，「轉型正義的民間團體，有多少是以和解為職志的？⋯台灣曾經長出和解的價值，但我感覺近年已經失落了。」而汪宏倫則從反面回應這個問題，延續他對轉型正義的批判，他認為國家不應介入「何為正義」的裁決。
第二是針對汪宏倫老師的提問，一方面確認汪宏倫的論點，另一方面質疑其論述的後果——「這樣的說法很可能是對岸和國民黨的spanner 1，甚至可能是概念上的兵器」。汪宏倫說明，他並不只反對轉型正義的形式（名稱），他也反對轉型正義的內容。由於國家的共同體尚未有個奠基時刻，此前的「正義」並無法說服所有的人，反而強化了彼此的怨恨。而對於其論述的效應，他欣然地接受藍色典範的支持，他期待「轉型正義被民進黨作為鬥爭工具」這種論述不再出現，不同的政治立場間應該要進行更多對話。他進一步補充，歷史非常複雜，不是所有案例都能直接斷言善惡，舉例來說，汪宏倫指出白色恐怖中固然有冤假錯案，但目前亦有許多研究發現有些人確實為台灣共產黨，那麽他們是善且正義的嗎？他認為並不那麼理所當然，因此才更應該要打破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二元對立，轉而尋找共同體對話的基礎。
許家馨總結，看待歷史有很多角度，透過愈深入的了解，愈能了解當時人的處境，「歷史是個陌生的國度」，認識歷史能讓人變得更加謙卑，不應斬釘截鐵地斷定何為正義，期待這本書提出對話的議程，影響下個階段的轉型正義，朝向超克過去、和解共生邁進。
//參考資料//
汪宏倫（2024）。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收於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頁95-166。
葉浩（2024）。介於過去與未來的政治行動：論鄂蘭思想之轉型正義意涵。收於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頁299-346。
//註釋//
- Spanner直譯為扳手，引申意為計畫破壞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