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的中國史》導讀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009年秋，筆者應日本好友大澤顯浩教授之邀，前往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進行訪問研究，並在此期間結識了菊池秀明教授。菊池教授乃日本學界太平天國研究的權威，此次好友的重要著作翻譯成中文，並邀請筆者撰寫本書導論，筆者甚感榮幸。在閱讀與撰寫過程中，筆者獲益良多。在此除介紹菊池教授書中要點，期望能使中文讀者更深入了解作者的研究成果外，也希望從明清社會經濟史的視角，與作者展開更深入的討論。

何處是邊疆？

過去我們對中國歷史裡所謂邊疆的印象，大概是指與周邊民族交接的邊界。不過，除了這種外部邊疆之外，其實中國也有許多「內部邊疆」。「內部邊疆」在清史語境中，一般是指清朝版圖內部具有邊疆性質的地區，既非傳統中原「內地」，又非「外部邊疆」或敵對國度。這些地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清廷雖然將這些地區視為「大一統」帝國的一部分，但在統治政策上則採取不同的方式，包括民族隔離或間接統治，以維持邊疆穩定與皇權控制，而非完全納入漢地內地治理體系。

從福建、廣東到廣西的華南一帶，除有沿海的邊疆之外，還有內陸的內部邊疆。華南的內部邊疆主要指廣東、廣西等地的多民族聚居山區，包含壯族、瑤族、侗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與漢族混居之地。這些地區因為山多地形複雜，民族構成多元，形成清代意義上的特殊邊疆區域。這本書將討論華南這一地區跨越這些內部邊疆與海外邊疆的移民問題。不論是在經濟或政治方面，華南在近代中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華南的廣東更是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所以要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其實要從華南來探討。

作者在〈序章〉提到本書的目標，就是希望從曾經是「邊疆」的南方邊境，來梳理中華世界的擴張，以及其衝突與融合的過程。時間上是以17世紀至近代初期的19世紀為止，作為論述的中心。在其中，跨境的移民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個看似大一統的帝國與統一的中華文化，其實是華南的移民藉由不斷地「跨境」而創造出來的。

跨境的動機

作者在第一章充分地討論廣東與福建二省向海外移民的原因，尤其關注人口壓力造成的推力。然而，人口壓力在明清史學者的研究而言，已經有相當大的爭議；即使多位學者早已提出人口壓力說，晚近的研究者對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人口的成長是否已達到一種壓力有了新的看法，尤其是美國加州學派的說法可為代表。王國斌指出，對於中國人口過剩的想法，主要是基於以當代中國的現象去推論歷史。他與李中清等人的研究都說明了1700至1850年間，中國已發展出控制人口增長的方法，中國人口的成長率與西北歐及英國相差不大。人口壓力可能在中國不同的地域程度有異，華南的人口壓力也可能是程度最高的，關於這部分仍有討論空間。

除了人口壓力之外，華南的人們能夠大膽向海外發展，也因為有宗族網絡或同鄉網絡的支持。不過作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就是社會心理的角度提出解釋。他指出當村民往外發展時，只要不忘回饋鄉里，即使事業失敗了，也還是能夠回到故鄉生活。因為有這樣可以回鄉東山再起的後路，華南的人民便積極地向海外發展。

作者在第二章更深入地探討越境漢人移民的動機。除了前述諸因素之外，漢人移民其實還有政治性的要素。一方面是中國王朝的邊境政策，特別是為了鎮壓邊境而有的武裝移民。再者因為改朝換代，許多移民為避開國內混亂的局勢，往境外定居，典型的例子是明清鼎革之後的明遺民和明朝的殘餘部隊。

如果上述經濟性、社會性與政治性的要素是一種推力的話，那麼近代之後，歐洲各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政策，恐怕是造就中國人移民海外的吸力。無論是17世紀荷蘭占領的巴達維亞，或者19世紀在英領的馬來西亞，殖民當局與當地政府都積極地推動漢人移民前來開墾，看重的正是漢人的勤勉勞動與技術經驗。由是中國移民往往處在歐洲殖民者與當地居民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

移民的生計模式

作者在這本書裡面特別討論了移民的生計策略，作者稱之為「搵食」的行動模式。從客家人的族譜家訓中可以看到，不只是農業，他們還教育子弟可以學商以及工業，也就是不再以傳統的農業作為唯一的生計策略。用現代話說就是可以多角化經營，擺脫過去傳統以農為本的觀念。作者指出，這種生計模式其實是在中國社會激烈競爭與社會身分流動頻繁之下，所孕育出來的結果。他又以霧峰林家作為臺灣移民在搵食模式成功的範例。

雖然作者並沒有深究這樣的觀念來源，不過從明清史有關商業貿易與商人團體的研究成果，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源頭。晚明以後，商業經濟蓬勃發展，長程貿易越來越趨興盛，這也包括了海外貿易。商人的地位崛起之後，已經有不少士大夫或者是商人集團對於生計的看法，慢慢擺脫傳統以農為本的思想，如黃宗羲（1610-1695）強調「工商皆本」，甚至昇華到「良賈何負閎儒」的說法。特別是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這兩大商人群體，他們的家族也都孕育出相似的觀念，採取多角經營的方式生存，尤以揚州鹽商最具代表性。

孔復禮（Philip Kuhn, 1933-2016）關於東南亞華僑的研究，也可以呼應作者提出的搵食行動模式。他認為明清以來，中國經歷了商業擴張，包括白銀的貨幣經濟、農業商品化，以及區域間日益繁盛的市場網絡，開始出現跨區域商幫。他們熟悉長途貿易、信用體系、銀錢兌換與契約操作等商業機制，也懂得如何在不同地域、不同法律、不同文化間靈活操作，同時也發展出以宗族、同鄉、會館為基礎的信用網絡。這套機制後來直接被複製到海外華人移民社群中，正是因為中國人在明清時期已經習慣了複雜的商業環境，才使得海外移民在東南亞能快速嵌入殖民地經濟。

治理的內地化

過去關於清代臺灣史的一大爭論，就是內地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內地化」的觀點認為，自清康熙將臺灣納入版圖起，清廷推行政策的目的在使臺灣成為中國本部各省的一部分。臺灣漢人社會的建立是以中國本部的社會型態為目標，是一種向「中國內地」標準靠攏的過程。清代政治設施如設官分治、科舉制度推廣，都是內地化的具體體現，使臺灣政治、文化制度與中國其他省分趨同。19世紀中期之後，西部開發地區的內地化已基本完成，形成與中國本部近似的文治社會。

其實不只臺灣，清朝對於西南內部邊疆的治理政策，也與臺灣的情況頗為類似，本書第三章中論及邊疆的科舉熱潮，其實也是探討這個主題。作者指出清廷開始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將原來的土司制度廢除，改由流官取代，特別是在雍正一朝。這樣的政策與清朝對西北各民族的寬容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為何清朝在政策上有如此的差異？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還是什麼觀念造成的？著實令人好奇。無論如何，清廷對西南的土司地區實行嚴格的內地化政策，作者稱此是對所謂「華夷」觀的雙重標準，當然也會引起土司們的反抗。

另外一方面，在推動內地化的同時，一個關鍵政策就是科舉。清廷在邊疆獎勵科舉的政策，的確也對少數民族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土司以及少數民族了解到，要維持自己在地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就必須加入或學習漢化，甚至要透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才能夠維持自己家族地位的不衰，作者並舉晚清壯族名宦岑毓英（1829-1889）家族成功漢化並取得高官為例。

衝突的頻繁化

第四章提及18世紀到19世紀初，周邊民族的抵抗與漢文化的影響。清朝對西南的周邊少數民族採取的是隔離封鎖政策，從某個角度來看，卻也限制了某些少數民族的經濟生存空間，尤其是壓縮他們慣用之火耕模式的耕種空間，間接造成他們在經濟上的貧困。除此之外，漢人不斷進入這些地區，並常透過榨取的方式騙得他們的土地，也是使他們經濟地位每況愈下的原因。漢人移民與周邊少數民族接觸的時候，也會出現不少摩擦，舉凡西南周邊民族與漢人之間許多的衝突或叛亂事件，背後都很難脫離經濟利益與社會勢力的競爭與糾葛。例如瑤族人檢舉漢人移民為會黨，其實是想利用清廷鎮壓天地會之機來抵抗漢人移民。而彝族的反抗運動中有原來土司們的加入，乃是希望恢復既有的土司制度。漢化較深的壯族，有已經取得功名的家族組織自衛的武裝團體，但往往被漢人鄉紳所妒忌，有的甚至被誣告成叛亂團體。

到了19世紀中葉，械鬥又成為華南醒目的社會現象。本書第六章中對於太平軍北上之後廣西的來土械鬥、廣東西部的土客械鬥，以及時代稍早的臺灣分類械鬥，有非常具建地的分析。作者從社會結構與經濟利益分析，歸納出三個械鬥發生的重要背景。首先是當地缺乏能夠統合整個社會的地方領袖，也就是說械鬥通常發生在缺乏社會領袖的真空狀態。第二個背景，是當事者雙方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和經濟利益的競爭。不過作者也提到其實真正獨占政治或經濟利益者通常另有其人，以廣西及廣東西部為例，最重要的就是以商業利益壯盛，進而培養子弟取得科舉功名地位的廣府商人。第三，參與械鬥的人群，其實是為了剩餘的利益而展開武力爭鬥者。作者稱之為「貧者之間的抗爭」，頗為貼切。

在這兩章中作者特別指出會黨與教門的組織如天地會與青蓮教的角色，他們成了團結漢人移民以求生存的重要機制，尤其是對一些底層的勞動者而言。但有些已漢化的周邊民族，發生衝突之際也會尋求會黨或教門來對抗敵人。由此看到，會黨、教門不只吸引了漢人底層的貧困民眾，也滲透進苦於歧視和壓迫的少數民族內部，成了支持周邊民族與底層漢人反抗的重要價值觀。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在太平天國運動前後，其他地域也曾發生類似上述的衝突情況。例如在咸豐十一年夏（1861）的溫州金錢會事件，雖被官方定位為叛亂，實乃平陽縣平民的教門組織金錢會，與瑞安縣在籍京官孫鏘鳴（1817-1901）組成的白布會之間的武裝衝突。此一長期以來被朝廷邊緣化的地方宗教傳統及其建立的民間組織，搭上晚清「地方軍事化」的順風車，從而成為地方政治舞臺要角，卻與鄉紳階層形成衝突。

重探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規模宏大且影響深遠的運動。早期的太平天國研究多以軍事史和政治制度為核心，學者關注的是這場起義的戰略、兵制組織，以至太平天國政權的治理架構和宗教政策，同時還留意其理想的社會經濟模式與土地分配制度。然而，近二十年來，太平天國研究出現了顯著的轉向，研究者開始重視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探討。此一階段的研究不僅聚焦太平天國運動本身，還嘗試從更廣泛的文化制度和社會心理角度解讀該運動及其歷史背景。研究者深入探討太平天國時期社會底層的大眾文化、創傷記憶、紀念建築、群眾意識等，使得太平天國的歷史意義得到更為多元且豐富的理解。

在這股學術浪潮中，日本學者菊池秀明教授的研究，展現了獨特的視角和重要突破。菊池教授不同於主流的社會文化研究，而是從中國華南地區的移民社會切入，著重探討太平天國前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動態，挖掘太平天國興起背後深厚且多元的社會經濟基礎。他認為不能將太平天國的興起只視為一場政治軍事事件，更要注意深植於當地族群互動與社會流變的複雜背景。他的研究不僅彌補了以往研究忽視基層社會的不足，也促使學界重新審視太平天國的成因、擴散機制以及其與當地民眾的社會連結。

從本書第五章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分析太平天國形成的背景；第六章以太平天國為核心議題，聚焦當地社會領袖的動向；終章則說明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對在地社會造成的影響。在清初動亂的情況下，要能夠維持其移民社會的領袖地位，倚靠的是危機處理的能力。然而等到清朝逐漸平定天下之後，要取得更高的社會統治地位，靠的則是科舉功名。得到功名身分的菁英家族，逐漸在地方上成為領袖，同時也會創設自治的鄉約組織，例如太平天國起源的金田地區古程村，有舉人黃體正（1767-1845）於1835年創立「安良約」，就是一種類鄉約組織的民間自治團體，具有教化、治安等功能，以彌補官府統治的不足。

作者指出這類菁英自治團體有其局限性，難以彌補菁英家族與底層移民之間的裂痕。所以對無法加入安良約組織的底層民眾來說，拜上帝會正好符合他們的需求。至於地方上的中小宗族，當太平天國起事，科舉菁英領袖在地方上的統治力開始動搖之際，這些中小宗族不得不面臨抉擇，他們的選擇之一是起身造反，反抗拒絕他們加入地方領袖行列的社會；另一個選項是站在鎮壓叛亂的陣營，努力透過立下軍功來獲取政治地位的提升。這樣的分析視角與近年來西方學界開始重新探討太平天國的看法不謀而合。如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就認為應當更仔細地檢視當時的混亂與不確定性，特別是地方菁英在戰爭中所做的多樣化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

融合的本土化

本書的副標題雖然是「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但筆者閱讀之後總覺得在「衝突」的方面似乎占了大部分的篇幅，關於「融合」的面向則相對地未被充分解明。這兩百多年來殘酷的衝突並不能代表歷史的常態，衝突也不可能是百姓的日常，反之，「融合」應該才是更普遍的情況。

移民社會的融合可以從兩方面論之，其一是周邊少數民族透過讀書、科舉與婚姻等管道走向漢化與內地化。另一方面則是漢人移民到邊疆之後，與在地少數民族融合，或是逐漸在地化與本土化。過去對清代臺灣社會的研究有「土著化」論者，強調清代移民到了臺灣後不完全是單向的移植，因為新的地理環境、社會狀況及族群互動，逐漸塑造出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化」社會文化形態，並逐漸形成新的地方認同。例如祭祀、宗教信仰以及地方風俗隨著移民定居後有了變化，祭祀開臺祖先的出現，即顯示出本土認同的興起。近年的研究對此說有了修正，學者發現祖籍與地方認同並存且相互影響的情況更為常見，反映出混合且多元的認同結構。

作者在本書中未有專章或專節討論「融合」的面向，不過書中提到不少融合的例子，例如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1831-1863），他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和妻子都是壯族。來土械鬥發生後，拜上帝會也被捲入鬥爭之中，石達開卻率領拜上帝會內的客家信眾，與娘家周氏所率領的壯族團練對戰。作者又在第六章中留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論述。作者指出19世紀的各類械鬥，最後的結果雖然因為清朝官方的鎮壓或採取隔離政策，或是以調解方式而暫時平定；不過，這種結果其實也使本來可能已逐漸融合的移民社會，走向自我認同的強化。換句話說，清代這些內部邊疆的移民社會，有從融合到分化對立的自我認同形成。假若如此，那麼「本土化」就可能有更多層次的意義，亦即同時有在地化的認同，與各自族群對立的自我認同，兩者同時並存！

研究史料與方法的新意

作者也在書中提到田野調查的方法。近年來學界興起田野調查，例如著名的「華南學派」即擅長歷史學的田野實踐，舉凡民間契約文書、碑刻文獻、族譜、口述資料與各類信仰儀式，都是田野調查時收集的重要史料。日本學界在戰前中國已盛行田野調查，新一代的日本學者繼承戰前從事調查研究的傳統，不過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差異。以作者本身為例，菊池教授主張應該到農村調閱當地的族譜之外，又特別提到地方的墓地也是了解當地宗族與社會結構的重要資源，這一點也提醒研究者注意過去常被忽略的墓葬碑刻所具有的重要性。

作者在本書中有許多史料的利用與研究方法頗有新意，例如傳統司法檔案中的口供，是嫌犯或事主的口述，再經過書吏或幕友的改寫，成為書面的白話文字，相較於文集、筆記或地方志的材料，這樣的紀錄是了解清代中下層社會更直接的資料。作者在書中利用1787年從緬甸逃回的潮州人劉文才等人的口供，說明他們看到緬甸當地擁有豐富米糧的社會實景時感到羨慕與驚訝，這也說明促使這些人會跨境移民到東南亞的重要動機。

本書涉及臺灣歷史的部分，讀者可能會覺得太過偏向某一立場之史觀，而且作者提出過去歷史與當代的連接也似乎過於武斷，臺灣的歷史應該是更複雜的多面相。然而，本書原來是寫給非專業的普通日本讀者，所以很難避免過於簡化。我們應當理解作者的用意，部分內容仍有可斟酌與思考的空間。菊池教授正在將他的研究轉向臺灣史，相信在未來會有新的作品問世，對於既有的論著也會有相當的修正與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