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阮芳郁／(臺灣大學臺文所博士生)
主題：「邊緣中的核心——戰後臺灣日語書寫的文學位置與文化實踐」
主講：王惠珍（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陳萬益（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時間：2026年2月6日（五）19:00-20:30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B932展位
臺大出版中心近期出版《其光雖微，文魂猶在——戰後台灣日語文學及其翻譯》，作者王惠珍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此次活動由王惠珍教授主講，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榮退的陳萬益教授主持，從台灣文學研究在台灣發展的歷史開始談起，由此脈絡來談「戰後台灣日語書寫」的重要性與意義，期能帶領讀者一起回到台灣文學研究在台灣萌芽之際的時空。
活動初始，陳教授介紹這本著作處理了台灣「戰前」至「戰後」的跨世代作家的翻譯問題，以「翻譯」作為研究核心，不同於王教授2020年的著作《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與越境的翻譯實踐》，這本著作增加了關於「跨語世代的創作問題」討論。若從書名檢視，陳教授指出他觀察到書名的文學性，以及「光之微」與「魂猶在」這兩組詞彙，彷彿呼應了跨語世代作家在戰後台灣社會的處境，儘管力量薄弱，透過翻譯與寫作，將文魂留了下來。由此，陳教授進一步指出本書探討的核心是「戰後台灣的日語遺緒」課題。
確如陳教授的介紹，王教授接著分享自身的寫作動機、問題意識與各章的關懷核心。老師提到自己最初的問題意識有三點：「一、戰後還有誰在日本用日語書寫台灣？二、戰後有誰在台灣用日語寫作？三、日語作為一種文化資產，到底還有多少『殘質』？」在思索這三個問題時，王教授特別指出戰後台灣的「戒嚴」是從事跨語世代作家作品研究的關鍵背景，在戒嚴之下談論台籍日本兵、二二八事件、海外台獨運動等皆為禁忌，使得許多作家不得不到海外書寫，距離台灣相對較近的日本，便成為那個足以打破政治禁忌的書寫空間。
在此一認知基礎上，王教授以「日語」、「翻譯」、「戰爭記憶」三組關鍵字為本書定錨，並以作家論和媒體研究為研究方法，進行九個章節的文章撰寫。
第一輯：「戰後在日的日語台灣書寫」
第一輯中，首章以邱永漢（1924-2012）的作品《濁水溪》（1954，日本：現代社）及其翻譯為討論核心。王教授首先指出邱永漢身作為作家兼企業家的特殊身份，使身為讀者的她在閱讀時感到其作品「太聰慧」，少了點拙趣；邱永漢因二二八事件流亡到香港，參加海外台獨運動的他，以日語小說《濁水溪》（1954）、《香港》（1956）進軍日本文壇。對於經歷過戰前—戰後的他而言，親眼見證國家體制的幻滅，使其世代認同的意識相對複雜，其作品在當時在日台僑社群中也因此具爭議性，然而重要的是，當時惟有「日本」得以提供這般的輿論與寫作空間。王教授進一步提到，在研究邱永漢《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1979，邱永漢譯，永漢出版）此一譯本的過程中，發現到原作進入台灣後因政治與檢閱制度等因素進行了大幅度刪修，王教授透過原著與譯本的比較，指出翻譯的文化政治性，並彰顯出邱永漢的小說價值所在。
第二章以戰後初期在台日僑的文化活動為核心，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1947）後，不少留用日人以「引揚者」的身份黯然離台，其中如西川滿（1908-1999）在戰後對其台灣記憶的再（複）寫，包含異國情調、台灣鄉愁或面對帝國殖民的態度，藉由這些文本，試圖釐清引揚者對台灣的「記憶所繫之處」。王教授進一步提到，希望未來有機會將曾經歷戰後初期的引揚者作品納入二二八書寫之中，或能增進台灣史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
第三章以臺籍日本兵在南洋戰場的記憶與禁忌為討論核心，尤以磯村生得（原名柯生得，1921-？）的《少年達の戦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少年上戰場：台籍日本軍屬的少年悲歌）》（1984，中文版於1999年出版）為考察對象。透過本書，王教授欲深入探討日人的戰爭記憶如何成為台灣戰爭記憶小說的材料？以及日軍如何看待一起在戰場上的台灣人？王教授提到，磯村的作品指出「後記憶」的不純粹性，也指出文學作品具有彌合歷史縫隙的功能，更是重構台灣戰爭記憶的關鍵。此外，王教授在大量翻讀日本戰記作品的過程中，發現到關於「基隆港」與「高雄港」的書寫最多，甚至連從港口打撈上岸的屍體也頻繁出現於這些作品中，足見當時前往南洋的台灣人被日本人的記憶形象與方式。
第二輯：「戰後在台的日語書寫」
延續前述章節，本輯從第四章開始，第四章以龍瑛宗（本名劉榮宗，1911-1999）的書信研究為核心，王教授特別使用龍瑛宗之子劉文甫先生捐贈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家書、龍瑛宗收藏的書信與隨筆這批史料，試圖釐清戰後三十年後龍瑛宗復出文壇的心路歷程，了解到他與戰後台灣跨語世代文友的互動情況，如何與其個人書寫欲望、客觀寫作條件相互交織，進而重新展開文學創作。
第五章以戰前著名的殖民地文學青年巫永福（1913-2008）的作品為考察對象。戰前的他曾為《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1933由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創刊）的代表作家，於該刊屢次發表小說創作，到了戰後，他進一步嘗試以日語、母語（台語）和客語寫作詩、俳句與和歌，在語言和文體上皆有所轉換，王教授以作家的「文學養成」和「教養」為切入點，試圖理解這位殖民地文學青年在戰後的內在自我翻譯過程。
第六章則以戰後使用日語書寫著稱的作家黃靈芝（1928-2016）為考察對象。王教授自言這章節的撰寫尤其困難，因爲前行研究中，日籍學者岡崎郁子已從作家論的觀點完成著述《黃霊芝物語 ある日文台灣作家の軌跡（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2004，中文版由林雪婷翻譯，2019年出版），下岡友加則從作品論的觀點完成著作《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台湾の日本語作家—黄霊芝の方法》（2019）。儘管前行研究已相當完備，王教授卻意外地在史料調查過程中，找到這篇文章不同於前行研究的切入點：黃靈芝曾於日本中部地方〈岡山日報〉發表日語作品，這批作品是既有研究中較少關注的面向，由於該報屬地方報紙，不易於線上或大型圖書館閱覽，王教授便親自前往岡山縣立圖書館，此趟旅程也使她在圖書館中看見「鄉土コーナー（鄉土角落）」專區收錄相當詳盡的地方與鄉土資料，這次的調查經驗豐富了王教授對於地方性資料蒐集與陳列方法的認識，她便向合作多時的龍瑛宗文學館建議設立「北埔地方學角落」，透過地方文史資料的匯聚，不僅利於查找，更是地方特色的展現。這一過程可謂研究者在論文撰寫之中與之外，感受到自我與研究間的距離與價值。
第三輯：「戰後跨語世代的創作及其翻譯」
第七章以鍾肇政（1925-2020）的戰爭敘事與文化記憶為討論核心。王教授特別提到，戰爭期間台灣的徵兵時間其實相當短促（1944年9月起），跨語世代的戰爭經驗其實並不長，例如本章主述的鍾肇政便是在島內當兵（1945年3月起），儘管如此，半年餘的軍旅生涯卻成為他書寫戰爭記憶的重要源頭。王教授嘗試將鍾肇政的不同文類對讀，指出他如何消化、取捨自身的戰爭記憶。
第八章以後跨語世代的葉笛（1931-2006）為討論核心。王教授補充道，後跨語世代指的是戰爭末期約為小學畢業，日語程度不及上一代或曾赴日留學的台灣人，本文討論的葉笛即屬「後」跨語世代。值得注意的是，葉笛首先透過翻譯日本文學家（如：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才決定於1969年負笈日本留學，而後投入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葉笛的留學時間使他和1980年代在日台籍留學生的社群產生密切互動，如此更激發他「愛台灣」的心。王教授以「復返」比喻葉笛的翻譯行動，也與自身著作的關懷核心相呼應。
第九章以鄭清文（1932-2017）為討論主題，是譯者研究的延續。王教授提到，身為銀行家兼作家的鄭清文，其行事與行文彷彿帶著銀行家的記錄慣習，在其留下來的書稿與相關紀錄中，皆能看見他對於細節的描述，亦凸顯他奇佳的記憶力。然而另一個扼腕之處在於，其任職的華南銀行的《銀行月刊》是不提供對外閱覽的，使王教授在相關史料查找時遲遲未能補上這一塊。除了鄭清文的自我紀錄之外，王教授在本文更以鄭清文對於翻譯文學的受容為考察，嘗試透過其翻譯觀念的養成與行動，理解翻譯與其創作理念之間互為表裡的關係。
回首來時路：九零年代台灣文學研究在台灣起步
介紹完本書九章節後，王教授特別提到，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困難，在於作品量並不大，加上以日語書寫的條件下，語言門檻使研究並不容易進行。而隨著新媒材的出現、新史料的出土，讓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彷彿打開新的一扇窗，有了新視野的可能性。
陳教授接續發言，他認為王教授在書中提到的戰爭記憶、作品量並不多也不易做等課題，都呼應了戰後的日語「遺緒」，這些「殘存」幾乎就要消失了，然而也如同本書書名的「文魂猶在」，陳教授以自己在1994年主辦台灣文學研究會為喻，儘管當時台籍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才正要起步，該會卻邀請到14位日籍台灣文學研究者前來參加，這一盛況使他不禁感到文魂不僅仍在，且只會愈加光亮。
陳教授認為，本書以「跨語世代作家的翻譯與創作」出發，讓「譯者再現」，凸顯「翻譯對戰後台灣社會影響之大」之外，更進一步提到兩件事：一、九〇年代台灣文學進入體制的行動，很大一部分仰賴日籍學者的日語能力，且當時的日文系也驚訝於「台灣文學曾經有以日語寫作的文學」。二、當時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仰賴葉石濤、鍾肇政等人的翻譯，然而在戒嚴之下譯文不得不刪減，也凸顯翻譯的政治性。直到王教授這一代，開始有台籍學者赴日取得學位並從事研究，日語能力逐漸追上日籍研究者，在台日關係更為密切的當下，應能期待有更多研究上的激盪與開展。
對於跨語世代的研究，陳教授指出：「在我們還因為戒嚴的禁忌，即使知道也無法研究時，日籍學者早已開始研究」，他以岡崎郁子在研究黃靈芝時使用的標題「台灣文學的異端」為比喻，提出「日語（文學）在戰後台灣社會就是異端」。對於「異端」的研究，從禁忌、日語能力的追上、到即便困難，仍相繼有研究成果產出，「這不正是文魂猶在，且愈來愈光亮嗎？」似乎應證了陳教授的話。
面對跨語世代及其翻譯研究，王教授總結道，譯者研究實為困難，例如：本書提到的朱佩蘭是文筆相當流暢的通俗作品譯者，但像是鍾肇政的譯筆則充滿文學性，可知譯者的文化教養乃至文體差異，皆是翻譯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此外，王教授提到譯者使用的「譯名」亦是考察的重要線索，例如：因白色恐怖入獄後出來的知識份子，回歸社會找工作有所困難，但翻譯不僅是可以不必面對面的工作，亦可使用「佚名」，使他們有機會靠著日文翻譯賺取收入，這也是譯者再現時需一併考量的條件。
最末，有觀眾提問到「在日本，台灣文學特別紅的時間點為何？」王老師則提醒到，在日語世代的台灣文學研究中，不論戰前或戰後，都必須回到當時日本的社會與政治背景才能全面性了解，若僅從台灣方面出發去思考，將不足以了解真正的原因。這一番話也提醒並勉勵後繼的青年研究者，持續在日語和日語世代文學中耕耘，創造更多文魂愈發光亮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