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敘事：疾病、道德化與社會控制」講座側記

//講座資訊//
講題：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敘事：疾病、道德化與社會控制
時間：2026年6月24日（三）晚上7:00-8:30
地點：聯經書房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1樓）
主持：郭文華（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主講：陳重仁（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文／吳昌峻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前言

臺大出版中心於聯經書房為陳重仁教授《維多利亞傳染觀：文學想像的風險與社會控制》一書舉辦新書講座。陳重仁教授任教於臺大外文系，既是本書的作者，亦為譯者。此書英文原版Victorian Contagion: Risk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Victorian Literary Imagination已由Routledge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並榮獲2021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此講座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郭文華特聘教授擔任主持人，其以一段引言為觀眾概要介紹此書，後交由陳重仁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導讀

郭文華教授指出，談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或者說以不同角度閱讀文學，其實是一樁跨語境、跨領域的翻譯工作。郭文華教授特別提醒讀者，書名所用的「傳染」（contagion）一詞，並非今日醫學教科書所謂的感染（infection），而是一個極具時代性的用詞。在維多利亞時代，傳染指的是實際接觸（actual contact）。這種「接觸」，無論是身體的或心理的，都近乎一種「遭遇」（encounter），給人一種奇特的感受。郭文華教授回顧與陳重仁教授於醫學人文改革場合初識的情景，指出陳重仁早年受單德興教授啟發而長期關注語境翻譯的問題，其首部著作《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與殖民醫學史學者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的關懷遙相呼應。而後，郭文華教授從醫學史的角度出發，以課堂讀物、特羅斯托（James Trostle）《流行病學與文化》（Epidemiology and Culture）一書為例，指出該書前半雖亦近似醫學史，卻揭示流行病學作為一種方法，把零散的社會觀察整合進更大的框架，並建構出某種想像的共同體。《流行病學與文化》第五章重述史諾（John Snow, 1813-1858）追索霍亂的故事，與本書產生奇妙的共振。郭文華教授亦援引公共衛生史家喬治‧羅森（George Rosen）的「基質」概念，說明疾病須有特定的風土與土壤方能一觸即燃，醫學論述也慢慢沉澱為社會的基質。最後郭文華教授回到文學本身，強調文學的共情共感才是最根本卻最常被忽略的媒介。相較於當代千篇一律、令人厭煩的AI語言，過往文學無論浪漫、寫實或魔幻，皆提供各不相同的敘事方法，得以讓人同情共感。本書最有意思之處，正在於把醫學字詞，放回歷史時空之中，找到更具想像力的文學解釋。

疾病、醫學與社會的三方關係

陳重仁教授於演講之初，以兩段音樂與兩幅圖像為引子，讓聽眾得以一同感受。第一幅圖畫，在演講中配以韓德爾（Georg Friedrich Händel, 1685-1759）的《水上音樂》（Water Music）。陳重仁教授介紹，韓德爾原為德國人，在英國以宮廷音樂家為生，因前朝君主過世、新王喬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即位而憂心失業，遂譜此曲以討好新君。喬治一世遊泰晤士河（Thames）時，樂師在沿岸演奏韓德爾此曲。喬治一世聽後龍心大悅，讓船隻於泰晤士河來回往返，岸邊樂隊亦不斷奏樂。這場盛宴自傍晚八時一路延續至午夜。陳重仁提醒，此曲作於1717年，正是本書所述時代的一百年前。那時的泰晤士河潔淨舒適，足以讓王室在河上盡情遊覽。

第二幅同樣配以韓德爾的樂章，卻已是1846年的場景。畫中維多利亞女王、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與子女一派和樂，遠處亦有海景，乍看與前圖相仿。然而陳重仁教授指出，這場景已非在泰晤士河附近，而是在英吉利海峽南方的懷特島（Isle of Wight）。王室捨棄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旁熟悉的泰晤士河，大費周章遠赴該島，最大的原因在於河川的環境已然惡化。根據當時史料，女王曾興致勃勃偕夫婿亞伯特親王遊河，上船後卻很快折返，因為河水發出惡臭，難以忍受。河川臭不可居，造成在河畔旁開會的國會議員都被迫休會。議員縱使緊閉門窗，仍擋不住惡臭。鑒於此，王室在懷特島另築行館，這幅畫如今便是藏於懷特島的行館中。陳重仁以這兩段相隔百年的故事說明，一條河流竟可以在一百年內有如此劇烈的變化，並對周遭的人群帶來深刻的影響。

陳重仁教授藉此帶出全書的核心命題。他請聽眾想像由三個圓圈構成的三方關係：疾病、醫學，以及人類的生活與社會，這三者是互相牽涉的。陳重仁強調，他花費大量心力，正是要藉說故事的方式，呈現當時的文學與文化論述如何形塑人們的價值與想法，以及它們又如何牽動醫學的研究與開發。這表示，看似中立、客觀的醫學，其實往往被當時的社會價值約束。人們多半也只是研究想像得到、看得見的事物，看不見的，便不在處理的範圍之內。

霍亂之王：衛生與道德的論述

接著，陳重仁教授以霍亂為主線展開論述。霍亂傳染力、殺傷力皆強，病者因急速脫水而膚色發青，有些案例自病發到死亡僅四小時。因此，當時有霍亂之王（King Cholera）一說，意指它是傳染病中的王者。陳重仁教授列舉數據：當時倫敦不過兩百萬人，霍亂疫情便奪去36000條性命，遑論尚有死亡人口的黑數，足見霍亂疫情衝擊甚大。為因應霍亂疫情，社會湧現大量防疫宣導，告誡眾人務必遵守紀律。然而陳重仁教授敏銳地指出，這些官方宣導往往結合了衛生與道德論述。它一面要居民飲用煮沸的水，一面要求居民莫飲酒、莫縱慾，理由是飲酒會令生活失序。這些看似是醫學與衛生的宣導海報，實際約制的卻是生活與道德層面，與疾病能否防治，不一定相關。

陳重仁教授再以兩則故事，說明維多利亞時代的公衛宣導方式。其一與葛拉罕餅乾（Graham cracker）的發明者傳教士葛拉罕（Sylvester Graham）相關。他在佈道時，不僅頌揚聖經，更援引《申命記》（Book of Deuteronomy）中的內容，要信眾掩埋排泄物、勤於洗手、保持環境清潔。其二是一則仿自潘朵拉（Pandora）神話的故事。一個好奇的女傭擅自開啟海邊撿得的木箱，箱中釋出潮濕惡臭之氣，附近隨即有許多人死亡。此事見於當時的報紙，因情節動聽而被廣為轉載。陳重仁藉此說明，複雜的醫學與社會互動，很大一部分是用人人都聽得懂、覺得有趣的故事作為傳播媒介，這使得凡能看懂、聽懂的人，都能加入這集體論述的運作中。

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衛生觀念，當時尚有「潔淨即神聖」（Cleanliness is Godliness）的宣傳口號。陳重仁教授指出，此處的潔淨，不僅是生活上的整潔，更可延伸為行為與道德的潔淨。人未能保持潔淨，是自身的責任。髒亂貧窮，被歸因於懶惰放縱，而非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如此推演下去，生病遂成為個人責任，政府反倒得以卸責。這套論述在當時獲得支持並取得大量經費，讓政府得以依此推動基礎衛生建設。陳重仁教授認為，這套說法相當殘酷，因為當人們不幸染病時，會連歸咎的對象都沒有，一切彷彿皆是咎由自取。

想像的免疫共同體與內外區隔

防疫衛生既是自身的責任，人們便須對生活不潔者保持警惕，甚至加以糾舉。陳重仁教授借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語，巧妙地轉用為「想像的免疫體」（imagined immunity）。此詞語的意思即是，個人的免疫力與周遭眾人的免疫力相關。防疫是社會共同的責任，隔離、拘禁或驅逐不安全者變成有效的手段。因此，當時出現了他我、內外分明的強烈想像。疾病、細菌本身無法被看見，外觀成為判定是否以防疫為由被驅逐的重要原因。看起來髒污、酗酒的人，或看起來像是外國人，又或是疑似從事特種行業的女性，都可能成為被區隔、糾舉的對象。依照當時的法律，可將其拘禁兩週。陳重仁強調，這是一套把想像中的威脅予以具體化、視覺化的方式。

陳重仁教授於演講中展示了數幅圖像，呈現防疫在當時如何被形象化：蒙眼的霍亂巨人亂踩亂殺，導致人類軍隊死傷慘重。手持盾牌的女神守在倫敦城門，將骯髒的外國人擋於門外；倫敦城內，泰晤士河神化作一名身上充滿髒汙的老者，欲將三名病懨懨的孩子推上岸送給女神，遭到女神斷然拒絕。女神的舉措，象徵著對內對外的雙重疫病防堵。有一幅將死神描繪成提著「霍亂」皮箱、類似印度人裝扮的形象，指涉疾病已經入城，而且因為霍亂來自東方，因此這幅圖像直接把印度人與帶來霍亂者劃上等號。另有一幅諷刺畫，呈現倫敦出現一隻巨大的霍亂魔鬼，面向大西洋、盯著美國紐約的方向。畫中守護紐約的士兵竟在沉睡，暗指美國對疫病入侵毫無警覺。

關於防疫，貧富兩端的景況亦有差異。陳重仁教授談到當時的垃圾回收經濟：貧民窟的孩童與大人靠拾荒維生，連吃剩的骨頭、丟棄的菸蒂都能重新整理販售，書上更記載有明確的回收價碼。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小說中即有靠回收致富的人物，而且當時社會上確有此種人物。然而這群以垃圾維生的人，被視為製造疾病、應受譴責的人群，因其貧窮、製造髒亂、作為疾病的傳染源，是他們自身的責任。相對地，有錢人則以誇張的行頭防疫。女性的防疫裝備，包括穿著高跟木屐與襪子；全身以花草環繞，是因為當時相信疾病源於氣味，若以花香壓制，便可以阻隔臭味；頭戴風車，則是提醒自己身處於通風的環境。有錢男性亦有相應的裝備，包括拉著滿車的防疫物資，以及在衣內夾藏鋼板等。陳重仁教授藉此說明，貧富兩端處境不同，在同一時代的疾病論述中，處於不一樣的位置。

醫學英雄的偵探故事

陳重仁教授又敘述了一則「醫學英雄」史諾的事蹟。史諾以近乎偵探的推理追索霍亂，他發現死亡案例集中於某條街道，街上一座水泵正是禍源。街角一家啤酒廠的員工，因每日飲用經過濾的啤酒而安然無恙，恰好可作為推論疾病根源的堅實證據。循此，史諾判斷只要拆除水泵便可遏止這場瘟疫。陳重仁教授笑言自己曾帶著年幼的女兒，在倫敦街頭尋訪這座水泵，終於覓得這處歷史遺跡。

Q&A時間

陳重仁教授演講結束後，郭文華教授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點是關於「都會型論述」。相對於殖民型與勞動型的衛生論述，本書較少著墨於大都會本身。以倫敦與曼徹斯特（Manchester）為例，前者是狄更斯筆下的大都會，後者則因大量外來勞動人口而形成的「勞動型衛生」，是讓人勉強維持健康以繼續生產的模式。而大都會之所以「不自然」，正因把過多人口聚在一處，宛如未爆彈，遲早出事。郭文華教授並指出，本書鮮少出現特定的「地點」（location）或「地方性」（locality）；他以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為例，說明一座看似同質化的城市內部，仍會因族群與區域，而潛藏差異的暗流。他因而聯想到，貧民窟書寫往往遊走於虛構與紀實之間，好奇本書何以較少觸及這種都會型的論述。其二，郭文華教授詢問，文學作為基質，能否引領社會與道德的進步？是否我們無須等到下一場疫病，便能透過好的文本或文學進而不偏見、不歧視他者？

陳重仁教授回應，書中確有留意地方性，但因城市空間研究的著作已多，他便不欲再重複，僅以當時倫敦東區與西區的二元劃分，點出城市區隔即階級區隔。至於文學能否提升道德，他坦言這是需要眾人共同承擔的重任。陳重仁教授引述書中「文學不只反映社會，更形塑我們如何想像風險、理解他者並建構邊界」一語，認為跨領域研究的意義，正在於理解知識的邊界，與承受跨越邊界時的衝擊，由此獲得新的認知與視野。

接著進入聽眾提問環節。有聽眾好奇，十九世紀傳染病眾多，包括肺結核與梅毒等，何以單用霍亂為主軸，不同疫病的論述是否有別？該位聽眾亦問，本書中呈現個人責任與大政府兩股力量的拉扯，是否與英國日後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相關？陳重仁教授回答，聚焦於霍亂實是為了讓書籍內容更加集中，而個人與政府責任之間始終是動態拉鋸，未必與後來的國民保健署直接相關。陳重仁教授亦補充，衛生論與細菌論之間、感染與傳染的字詞之間，同樣反映著醫學理論彼此拉鋸的動態過程。另有聽眾提問，何以防疫形象多為女神，而非陽剛的男性？又何以將帶來霍亂的外國人描繪為死「神」，相較於一般國內的髒亂形象看似更為高階？陳重仁說明，十九世紀將家戶清潔的責任繫於女性，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所有女人都是護士」一語即著眼於此，意謂女性若皆能維持整潔，社會便無須憂慮，女性遂兼具道德崇高與守護人民的象徵。而所謂的死神，其實並非神祇。原文為「死亡」（Death），骷髏死神是「死亡」的形象化。在中文語境中，慣於添加「神」一字，因而有死神之說，事實上其與神格無涉。最後，有聽眾因見人性數百年未見長進而感悲哀，問及陳重仁對人性究竟是樂觀或悲觀。對此，陳重仁教授不願偏執一端，他既看過對窮人、女性與外國人的種種剝削，也看見不少美好的例子，遂將這判斷留予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