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精教授在《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一書中,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本書出版後,獲得許多研究相關領域的讀者關注,並撰文介紹書中內容。評述者均不約而同地論及本書在分析過程中,運用大量珍貴的史料檔案,並發掘鮮為人知的印刷工匠歷史,詳盡呈現中國近代圖書文化的轉折與細節。此外,本書也曾入選南方都市報「2014文化年鑑圖書榜‧港臺地區圖書」之一,獲評為真實反映了十九世紀的印刷史。蘇精教授將多年研究心血,化為這本論述嚴謹有據的著作,讀者可透過以下三篇介紹文章和報導文章,進一步瞭解本書特色與論點脈絡。
●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讀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第一次聽說蘇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上一個世紀的九○年代初,其時我剛剛完成了 一篇關於京師同文館譯書出版的論文。那些年兩岸交流受限,儘管已從他人論文的 引述中得知蘇精教授在 1978 年和 1985 年先後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館》和《清季 同文館及其師生》兩書,但仍然無法獲取這些著作。記得學校參考閱覽室的一位老 師還鄭重其事地告訴我,臺灣有兩個蘇精,一個是研究同文館的,還有一個是研究 藏書家的,著有《近代藏書三十家》。若干年後才恍然大悟,其實研究同文館和研 究藏書家,是同一個蘇精教授(為免繁瑣,下均直呼大名)的兩張學術面孔。(全文閱讀:鄒振環,〈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讀蘇精《鑄以代刻:
●古騰堡的人馬在 19 世紀的中國:深描和隱喻──評《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本書為 2000 年出版之《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的「續集」(蘇精,2000),恰如作者本人所言:「但願兩書合起來是西方印刷術來華比較完整和清晰的一幅圖像」(本書,頁 xiv;編按:以下另有 27 處引述相同來源,不另註明「本書」)。不過,兩書的命名也透露出差異,從「馬裏遜」一人擴展到「傳教士」群體,作者面對的人事交往與互動關係之複雜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非「深描」所不能及;而「鑄以代刻」及「變局」兩詞,更是一個「隱喻」,表達了作者對技術更替所造成之文化後果的敏感,儘管這個表達,顯得十分含蓄。 (全文閱讀:卞冬磊,〈古騰堡的人馬在 19 世紀的中國:深描和隱喻──評《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新聞學研究》第123期,2015年。)
●中國近代西方印刷技術的導入與嵌合──讀蘇精《鑄以代刻》劄記
2014 年 7 月,蘇精教授針對嘉慶 12 年(1807)至同治 12 年(1873)間,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採用印刷技術的轉變與影響進行探討,完成著作《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以下簡稱《鑄以代刻》),並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付梓發行,通篇 500 餘頁,為我國少見論述東西文化交流之印刷史專著。關於清代中國西式印刷技術的導入,蘇精教授認為其特徵在於西方鑄造活字的印刷方式取代了傳統中國木刻板印,並稱「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項似小而實不小的改變」(注 1),這樣的改變來自於基督教傳教士與清代中國的接觸,也因此引發清末中國印刷技術之流變及其後活字製作技術上的更新與影響。(全文閱讀:吳宇凡,〈中國近代西方印刷技術的導入與嵌合──讀蘇精《
●南方都市報──「2014文化年鑑圖書榜‧港臺地區圖書」(全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