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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下的臺灣與青年世代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如何面對全球化：《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DVD發表座談會」於2月15日在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舉行，由國立臺灣大學新百家學堂執行長柯慶明教授主持，由臺大政治學系包宗和教授、臺大外國語文學系廖咸浩教授、臺大政治學系陶儀芬副教授主講。
首先，主持人柯慶明教授指出，當前臺灣面臨的諸多困境多來自於全球化之下的世界局勢。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不再被分為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結構鬆動後的國際政治，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戰略已不能再奏效。因此，對於全球化現象的認識是攸關臺灣生存的重大課題。「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原本是臺大新百家學堂的一門課程，由包宗和教授規劃課程的內容、師資與執行，先於臺大開課，再經過錄影、後製、編輯的流程，最後形成2014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DVD。
包羅萬象、無所不在的全球化
接著，包宗和教授說明「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課程架構的安排與規劃。包宗和教授指出，全球化牽涉的層面包羅萬象、無所不在。經濟全球化是最容易引起關注的層面，但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問題、科技問題，也都是重要的現象或課題。因此，此一課程的核心架構就以經濟、政治與文化全球化作為主軸，並整合相關的社會與科技議題展開討論。本系列課程共有十六講，由來自不同領域、學門的教授負責講授，內容皆為全球化與其各自領域銜接的相關課題。
包宗和教授繼續深入講解本系列課程的基本構想。先從經濟全球化開始：究竟經濟全球化帶來了何等「挑戰」？首先是各國權力的衝突與改變，此一權力已不再純粹屬於國家的、政治的層面，而漸次轉移至人力資源的面向，因而造成了各國科技上的設計、規劃與研發成果的落差。其次，勞動人口的遷移也帶來可觀的社會變遷，除了底層勞動人口的流動外，中產階級也開始突破國境限制，在全球的人力市場中不斷遷徙。第三，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在全球化下聲氣相通，形成無法分割的整體，市場的每一部分都會互相連動。第四，全球的自由貿易也對社會造成衝擊，中小企業在此新局勢必須審慎因應，才得以繼續生存。第五，國際間與一國內的貧富不均與失業問題，是全球化下所浮現的經濟危機之一環，各國必須共同面對此一問題，謀求解決之道。此外，臺灣青年學子前往海外「度假打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否成為流往海外的「臺勞」，這也是臺灣社會面臨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之一。
包宗和教授再論及政治全球化，指出其與社會和科技問題密切的關係。首先，目前單一國家治理的模式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難題上已有所不足，於是出現了新興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主權逐漸下降，區域整合、各國共同治理的機制浮現，歐盟、東協便是顯例。然而，「區域治理」究竟是「全球治理」的先聲，抑或是其阻礙，仍猶待長期觀察，這與區域整合將採取開放式或封閉式的模式有密切的關係。而國家主權的地位在全球化的形勢中，是否真的將逐漸邊緣化，或者仍能保持某方面的重要性，這也值得深入討論。其次，關於人口流動的問題，也是政治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之一。例如，美國在歐巴馬總統的主導下，將部分非法移民人口就地合法化，授予美國居留權或國籍，也是面對此一現象的的一種因應手段。第三，恐怖主義在全球肆虐，也為世界各國帶來嚴峻的挑戰。恐怖主義問題，其根源或來自於社會貧富不均，財富分配不公是形成恐怖主義的溫床，此一全球性現象必須嚴肅地面對。
第四，網際網路革命對人類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經由電腦與手機等媒介，將全世界串聯成沒有時空間隔的通訊網路，任何訊息都可以在一瞬間抵達地球的任一角落。網際網路改變了生活的型態，對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都有深遠的影響，例如，網路社交媒體臉書、推特等對傳統媒體造成重大衝擊，從小眾媒體一躍而成主流媒體。第五，國家安全也面臨全球化的挑戰，除了軍事、外交、經濟層面的國安問題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或是氣候變遷也成為必須妥善因應的課題。例如，在太平洋上海拔較低的島國，便面臨氣候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水即將傾覆國土的嚴峻危機。第六，在法律方面，各國必須共同簽訂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謀求在法律框架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在憲政方面，針對不同國家的特定情況，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矛盾也必須在一國的憲政體制中作出調適。
包宗和教授接續討論文化全球化的議題。首先，傳統的媒體生態，已經逐漸被新興的網路媒體所改變，虛擬的網路世界，也可能將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這些現象都必須妥善面對。其次，語言的快速消亡也是令人擔憂的現象，公元1500年左右，世界上尚有約14500種語言，到了公元2000年，卻已僅存7000種，預估到二十一世紀結束時，會有當初90%以上的語言消失。
最後，包宗和教授分析全球化的四個顯著現象：一、中國的崛起，對中國大陸而言，全球化可能反而是復興的契機。二、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互動，此二者的關係或衝突必須予以妥善處理。三、少子化的現象，少子化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臺灣更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四、在世界範圍來看，經濟上、科技上的動能雖然是由上而下的（top-down），但是政治上的動能卻是由下而上（bottom-up），此二者的不同途徑形成了全球化特殊的性質。鑑於這些現象，有三大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一、臺灣如何自處？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三、全球化是各地文化的均一化，或者反而是多元化的進程？包宗和教授期待，本課程各方面的內容，能夠透過此次DVD的出版，廣為周知，促使大家更去思考相關的議題。
全球化及其反向的在地化
不只是學者，也是作家、文化評論家的廖咸浩教授首先簡短介紹了全球化的歷史。全球化現象由來已久，從十五世紀開始，便有初步的全球化，最早是由中國或東方所主導。而十五世紀後開展的全球化，與此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是由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歷史變遷，資本的流動是新的全球化生成的力量來源。資本的流動造成兩大變化：一、邊界逐漸模糊，乃至消失，不論是在個人、社會、國家，甚至文化與大自然的關係上，都有所表現。二、邊界泯滅後，不論在個體或群體上都形成重大的問題，必須重新調適而加以修復。譬如，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時空限制對通訊的阻礙被克服後，個體要如何篩選、接收巨量而無止盡的資訊，便是一個新的課題。個體不能單純直接進入邊界消融的新形態中，而必須作出調適；而在宏觀的層次上，國家與國家的邊界因為資本流動的關係，也漸次除撤，世界變成杭士基（Noam Chomsky）所言的「一座大工廠」。如果我們只是單純接受邊界消失的事實，那麼很多珍貴的事情也將隨之消失。
廖咸浩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反向的在地化運動，更顯得益發的重要。在地化的範圍，並不必然要與民族國家的疆域重合，必須要有新的界定方式。邊界消失後，我們也同時領悟到，必須在全球化中找出自身恰當的位置，而這種對自身的定位，恰恰是在嚴肅的思索全球化的反向力量，並且培養與發展這種力量之後才能建立的。在個體來說，「我是誰」的永恆問題，也在邊界消失的境況下，必須重新與社會和自然協商彼此之間的關係。時空變換的速度如今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與人的接觸，在形式與速度上，都進入了不同以往的模式之中。比方，身處臺灣的年輕人，可以與在巴西生活的人一起在網路上抱怨各自的父母。個體不再陷於孤立的具體時空中，而能夠透過其他媒介與更大的群體相連，這種集結起來的力量萬萬不可小覷；而在群體上，一樣要面對邊界泯滅後的新局勢，例如，如果臺灣社會忽視眾多外籍配偶生下的孩子，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將自身想像成單一文化的國家，那這些孩子勢必要成為臺灣社會的棄兒。「國家為何？」此一問題必須重新調整，固守確定疆域之單一文化民族國家，已是必須超越的模式。
廖咸浩教授也提醒邊界泯滅的情形，甚至可以擴展到人和機器的區隔之上，科技將人和機器整合在一起的歷史已相當長遠，從發明數百年的眼鏡、鐘錶，到新近發展的網際網路，都屬於此類現象。雖然科技造福人類，卻也讓人類為其所奴役，人要如何自處於其中，是個重大的問題。再論及生態環保的議題，在邊界泯滅的情況下，此一問題已經攸關全球每一個地區的安危，比如，在太平洋上形成的垃圾漩渦，最終會對其他地區的人類社會造成影響；在食品安全方面，遠方某一國家生產的食物，也會輾轉成為本地食品工業的原料，進入到我們的飲食之中。邊界泯滅造成的領域擴大現象，及其反面的效應，都是我們必須因應的重大問題，然而，由於後者的危害較不受注意，所以要更審慎面對這股可能會反噬人類的力量。在全球化快速流動的情境下，對於人與土地的關係，必須要建立起新的思考，既不能完全脫離土地，也不能回到老式占有、固著土地的模式，或以此來限制流動的形成。只有重新面對土地，才能在新的情境下建立起人與土地適宜的倫理關係，這是身為一個世界公民必須要思考的課題。
全球化與青年世代的貧窮化
在「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課程中，陶儀芬教授負責講授的題目是「經濟全球化與世代政治」。陶儀芬教授指出，其實在當前的全球化浪潮之前，在十九世紀末時，就已經有了上一波的全球化，當時資本、財貨和人員跨界流動的速度和規模，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了全球市場，進而統合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由於當時全球市場的快速建立並未受到適當的節制，因而產生了悲劇性的後果，於是有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以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政治制度的出現。上一波全球化所產生的負面經驗，如何作為我們面對這一波全球化的借鏡，是今日無可迴避的問題。而在「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中，以「世代政治」作為講授主題的同時，也恰逢《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的出版，陶儀芬教授也希望能夠以這門課程去適時回應本書。《崩世代》的內容主要是討論經濟全球化如何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均，讓壓力不成比例地落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在經濟壓力愈來愈大的情況下，年輕世代成家立業的門檻也愈來愈高，於是相應地產生少子化的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勞動力將逐漸滑落，政府的財政能力也會隨之下降，失去其應有的職能。此外，青年世代薪資的長期停滯，更是眾所關注的問題，以上這些原因也都是讓陶儀芬教授決定以「世代政治」切入討論全球化現象的理由。
陶儀芬教授指出，這幾年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世代政治」因素的表現也愈來愈明顯，例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及其後的九合一大選的結果。太陽花學運並非單一的事件，2014年年底時，美國的網路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在回顧一年的新聞事件時，將該年定位成「非凡的抗爭年（extraordinary year of protest）」，他們選取了八件具有代表性的抗爭運動，包括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雨傘革命，以及烏克蘭、泰國、埃及的類似活動，甚至美國的「福克森事件」（Ferguson unrest）也名列其中。《赫芬頓郵報》歸納出這些運動共同的特質，即在網路上大量的動員年輕人，造成迅速而有效的人力集結，這是這些運動能夠成形並帶來更多抗爭的一大原因。在2013年，《經濟學人》也把該年視為「全球公民運動」覺醒的一年，將其類比為歷史上184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1989年的柏林圍牆倒塌的關鍵的一年。這些媒體注意到了，在世界不同城市居住的年輕人，面臨類似的處境，因而醞釀了性質相似的運動，如智利的抗議高學費運動，巴西的抗議公車票漲價的運動。這種類似的處境，就是來自於全球化對年輕世代所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壓力，全世界的年輕人因而成為歷史的行動者，尋求突破此一不公平結構的出路。這一世代的年輕人生於富足優渥的環境，是人類歷史上享受過最充分的社會與教育資源，而具有高度競爭力的一代。然而，正是這些受到良好培養的年輕世代，難以在現今的經濟結構中找到配合其能力的工作崗位，薪資條件也多不理想，這種情況在已開發的歐美日國家是最為明顯的。在全球化的時代，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少數的個人或企業手中，如何去翻轉這樣的不平等，是人們必須共同去面對的課題。
陶儀芬教授說，全球化「世界是平的」的概念意味著全球必須在同一個市場互相競爭，依照「華盛頓共識」，必須尋求更多的開放、更多的自由化、更多的私有化，讓政治的疆界因為市場而撤除。然而，經過了二三十年的試驗，全世界的貧富差距更形加大，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進步。於是十年前，開始有「北京共識」的提出，中國的崛起為開發中國家、新興市場，開闢了新的可能性，步上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道路。但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卻也逐漸進入瓶頸，內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與已開發國家相較顯得不遑多讓。中國的崛起其實是採取國家幫助企業向勞動力、生態環境施行壓迫，而取得經濟成果的模式。晚近，又有所謂「哥本哈根共識」，意在使企業或國家擺脫削價競爭，找到自身獨特的利基所在，以及適合自身特質的市場。由此可見，如何保有一個社會的獨特文化，以及憑藉著民主體制，從而可以讓所有人擁有去尋找自己在市場上獨特位置的機會，才是在全球化情境下更重要的事。
最後，柯慶明教授總結，全球化使得經濟低迷的情況遍布世界各地，若外向性的發展已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我們就要以「在地化」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競爭力之所在、立足點之所在；如果缺乏這樣的立足點，則必須主動創造，如此臺灣才有能力因應全球化現象所帶來的重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