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岡格《「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新書發表會」側記

「松岡格《「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新書發表會」側記

文／楊曉珞（臺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講座資訊
主講人：松岡格（日本獨協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主持人：林修澈（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與談人：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伊萬．納威（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時間：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下午14:00-16:00
地點：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於今年3月份出版日本獨協大學松岡格教授的《「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一書的譯作，為此臺大出版中心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本書的新書發表會，邀請作者松岡格教授親自到場主講。
發表會開始，主持人林修澈教授便指出，在臺灣社會致力回顧歷史、發掘真相之際，本書的出版正是時候。這雖然是一本以日文書寫的書籍，但可貴的是，作者希望臺灣人也能了解他寫的書，因為在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做的學問就應該帶回原住民族地區，寫臺灣的論文也應該用中文出版，因此才會有這本中譯本的誕生。

以花結緣，人類學者走進部落

本書作者松岡格教授首先回顧他來臺灣進行原住民族研究的緣由，當年他在東京大學唸書時，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百合花、花環等花文化感興趣，於是在2003年第一次來到臺灣。雖然是因為花的緣分，後來研究的題目卻完全與花無關。
松岡教授說，自己的專業是文化人類學與地域研究，文化人類學是一門到世界各地研究民族文化、書寫民族誌的學問，當代的文化人類學需要面對民族社會的變遷議題，並納入該民族與外部世界的脈絡，尤其是19世紀後許多少數族群被編入國家領土，這些少數族群的社會不免受到國家等各方面的影響，因此這部分的學術工作非常重要，本書也是立基於此展開研究。
而松岡教授的另一個專業，地域研究，使他關注地域/地區被劃入國家領土後，當地社會歷經的變化，這是一段複雜、漫長、多階段的過程，包括國家制度的滲透、從前現代國家到現代國家的治理替換、國民形塑、地域知識、土地資源的流用等層面。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

從文化人類學與地域研究這兩個學門出發，應用於本書所探討的對象，便是臺灣原住民族居住的地區，日治時代被稱為「蕃地」，戰後國民政府時期被稱為「山地」。原住民族地區被劃入到國家領土的同時，統治者也企圖將其整個社會編入國族社會中，完成地方化。這段過程在日治時期展開，直到戰後，國民政府仍接續此一地方化的過程。
本書即以這兩段過程分為兩個部分討論，第一個部分是日治時代對原住民族社會的統治，也就是「蕃地」統治，第二個部份則是戰後國民政府對原住民族社會的統治，也就是「山地」行政。兩者的統治有連續性，即，將原住民族社會予以「地方化」。日治時代是一個開始，在正式啟動前花費不少時間與功夫，對「地域」有效掌控，而後以稻作普及等經濟政策配合地方化的施行。之後是國民政府的統治，完成了形式上的地方化，實質化也有一定的進展，但最後仍不算是成功完成。
松岡教授認為，地方化的失敗，與「單純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關。「單純化」（simplification）是學者James Scott提出，以科學式林業類比國家統治的概念，林業家為了方便管理而栽培單一化的林木，卻製造了脆弱的環境，一旦病毒入侵，所有林地便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國家統治者對原住民族實行的地方化就是單純化的一種，而以稻作推廣對小米文化打壓與破壞，也同時是農業單純化與文化單純化的策略。單純化排除了原本社會的生活秩序與政治自律性，因而帶來類似林業單純化的負面影響。
雖然前述地方化、單純化的過程並不算是全面成功，但國家統治者已將原本「看不見」的原住民族社會編入國家，使其變成「看得見」，這就是「可視化」（legibility）的過程。

原住民族研究的歷史課題

與談人詹素娟副研究員指出，本書日文版出版以來，對有興趣研究日治時代理蕃或戰後山地行政的臺灣學者來說，這本可以說是必讀書目。現在出版中文版可說是造福學界，期待產生更多學術上的影響。
這本書的緒論中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日治時代的蕃地治理和戰後的山地行政，兩者具有緊密的連續性。歷史不因為政權轉換而喪失連續性，日治時代的治理、制度、政策、內涵、資料等，都有被國民政府完整繼承，因此，研究戰後時期的歷史也必須瞭解日治時代的歷史。
此外，松岡教授也提供了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課題，過去的原住民族研究很少談及原住民族編入國家的歷程，特別是原運前（戰後前期）原住民族如何被形塑，經歷何種過程，以至於有當時的困境與發展上的瓶頸，此原因非常複雜，但相關研究非常少。歷史學者研究原住民族納入國家的過程，大多是研究清代臺灣西半部的平埔族群如何被編入國家，但少見日治和戰後的研究。現在臺灣檔案法的開放，讓我們有很多憑藉可以進入此研究課題。在松岡教授的研究之後，也應有更多臺灣的歷史學者跟進。
詹素娟副研究員提到本書的幾個優點，這本書把蕃地、山地當成一個研究空間，利用空間屬性承載的政策、制度以及治理概念，來討論原住民族納入國家的過程，他使用地方化、單純化、可視化的理論，卻沒有完全被此理論束縛，而是用臺灣的案例來與理論辯證，資料兼顧又能與理論對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此外，松岡教授針對不同政權治理上不連續的部分有一個很漂亮的切入點，就是地方自治。日治時代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治理，是為了讓其成為國家的一部分，成為帝國臣民、成為日本人，但國民政府則是透過山地平地化，讓原住民族成為漢人。兩者雖是國族建構，但卻有些許不同。
而松岡教授自己提到還有三個研究的不足之處：原住民族與徵兵制的關係；在普通行政區的原住民沒有納入本書研究；本書的田野地是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地區，跟其他地區的族群情況可能有所不同。這些課題則待其他研究者一起努力完成。

原運後的變化與翻轉

伊萬．納威副主委以原住民和政務官的兩個身份來看這本書，稱讚本書完全是以原住民族的立場書寫，透過對史料的實證研究，用原住民的眼光評論、甚至批判日治時代和戰後的山地政策。這本書在真相調查和轉型正義上都足以呈現重要的史料。
而伊萬副主委身為執政黨政務官，看完本書，也開始思考現在的政府做到什麼程度，跟以往的政府比起來是否已經有調整。她認為，在不同階段，原住民族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也會有所不同。本書所討論的1980年代之前的臺灣原住民族，是被動地被國家可視化、被編入國家體制而被看見；1980年代原運之後，則是原住民族主動要求可視化，並要求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進入體制內改革，松岡教授批判的政策和制度都因而翻轉。這個過程是非常慢且工程細緻的，但卻是在原住民族自己要求可視化的前提下，開始轉變。希望未來能如同本書所說，以「認識、理解、尊重彼此的立場」，透過理解與寬容，追求真相，臺灣漢人和原住民族之間便能夠和平對話。
伊萬副主委提出一個問題，本書似乎對傳統原住民族社會是非常高評價的，有自己的組織在運作，是自律性很高的群體，但傳統社會就是好的嗎？那是現在的原住民想要的嗎？我們要的傳統社會跟以前的傳統社會是一樣的嗎？這是原住民要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松岡教授則回應，作為文化人類學者，習慣從傳統社會開始書寫。傳統這個概念不表示停止在過去的某一個位置，不同「傳統」是何時開始，是可以研究的。本書中沒有強調傳統社會完全是美好的，且是不可能完全恢復的，但傳統仍是有價值的。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中，身為阿美族的臺北市原民會陳誼誠主委分享看法。本書寫出國家如何把不屬於自己的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在統治過程中成為我的地方，上面所有的經濟資源和人，都應該被我所統治。這樣的地方化、單純化的過程，至今仍在進行，但原住民族也在反抗，現在的原住民族反而希望被看見。然而，在當代已經現代化、被同化的原住民族社會，以這本書的觀點應如何重新思考？
對此松岡教授回應，用本書這些概念換個角度來思考，單純化、可視化不一定是壞的，最近日本也有國家對國民的可視化的進展，就是身分證號的建立，這對國家來說是有利的，但對國民來說也是有好處的。
第二位來賓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單純化的目的是在於使蕃人成為帝國臣民，排除文化差異，那麼單純化、同化、皇民化這三個詞彙有何差異？為何不用同化代替單純化？第二，有關地方化，清國時期的統治與典型西方國家不同，對國家疆域的控制和理解也不同，我們應如何理解？
松岡教授回覆，同化的概念太過模糊，除了無法說明誰同化誰，也有文化同化與政治同化的不同，同化只是單純化的一部分，所以，無法以同化取代單純化。 另外，他也認為清朝不像現代西方國家，主權、領土、國民的清楚概念在清朝是沒有的，因此牡丹社事件後清朝的行為無法以現代國家去理解。清末確實做了跟地方化有關的事務，但基本上仍不能算是地方化。
第三位來賓提出，不管是日本或中國政府，都要把原住民變成國民，但本質上有所不同，日本是要把蕃人變成日本人，中國人則是說番人/原住民本來就是中國人，只是迷失了，需要被找回來。而過去的美好時代在國家體制進來後，原住民已經被污染，就像泰雅傳說中，有一個人被鬼抓去靈界生活，回到人間後已經不是之前的他。現在的原住民也不是過去的原住民，必須要看未來，而不是回到過去。
第四位來賓提問，國民政府進行的行政區域重劃，應該是與日本有不連續的部分，既然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地方化有所差異，在統治上是否也因此有差異？第五位來賓接續提問，行政區域重劃與族群政治的關聯性，以及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與當地傳統社會的關聯性是什麼？
松岡教授回應，有關行政區域重劃，戰後國民政府繼承日治時代行政區域的部分還是有的，尤其是最小的層面還是有清楚的連續性，中間則比較複雜，不能單純地說連續與不連續的問題，要看單一層面與族群的關係。
整場新書發表會在熱烈的迴響與討論中結束。松岡教授預告，今年五月他會開始在政大講課，八月份將以相關主題開辦小型研討會，歡迎大家參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