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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向社會平權的文化政策（摘錄）
如何促進民眾的文化參與權，擴大不同族群、教育、社會與經濟背景的民眾，都能充分享有各種文化資源，並獲得平等的參與權，是近二十年來備受各國矚目的議題，各國政府與文化主管機關也不約而同地推出相關的政策或方案，以推展、實踐其理念。以英國為例，英國工黨於1997年至2010 年執政期間推出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政策，為其執政時期最重要的文化政策，並獲得文化界與博物館從業人員廣泛的迴響與論辯。在臺灣，自2004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推出「文化公民權運動」，及近期文化部陸續透過各項補助計畫與政策研究以推動文化平權與相關的教育訓練活動，其中，博物館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影響所及，不只博物館為符合國家的政策，運用各種創意與實踐，關懷更多的弱勢團體並擴大博物館的可近性；如何促進平等的文化參與權也成為二十一世紀以來，博物館界繼新博物館學運動後最重要的課題，影響世界各地許多博物館的實踐與思維，也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然而，受限於篇幅與研究範疇，本書將以英國的社會平權政策為主，分析其政策理念，並透過展覽及教育個案研究，探討博物館如何回應及實踐社會平權的概念。另外，本書也將嘗試連結、對照近年來臺灣相關的文化政策和博物館及非政府組織（NGO）之展覽實踐，藉此勾勒、分析並探討博物館如何回應與實踐這一波社會平權的理念與趨勢，及其所面臨的挑戰與相關議題。
博物館如何走出學術象牙塔，連結各種當代社會議題並積極擴大邊緣與弱勢團體的文化參與權，以成為促進友善平權的機構，是當今博物館所面臨的重大課題與挑戰。究竟英國提出社會平權的政策背景為何？在英國如何實踐社會平權的理論內涵？而臺灣又提出哪些促進文化平權的政策與方案？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議題。
一、英國文化政策背景簡介
傳統上，博物館被視為文物保存機構，與一般人的生活關係似乎十分遙遠。隨著社會大眾的需求及博物館界對其自身定位的重新探討，以人為主的觀念取代了傳統以物為主的思惟（張譽騰，2000）。而在這樣的思潮下，如何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並服務更多元的觀眾與社區，成為博物館展現其社會教育價值與表現績效的重要指標。
然而，作為社會教育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所擁有的展示及詮釋權也漸漸地引起普遍的關心，博物館不僅是功能單純的文化教育機構，經由典藏、展示及詮釋所展現出來的文化表徵與權力，也引起廣泛的討論及批評。藉由典藏機制，博物館可以決定什麼樣的文物及誰的作品值得典藏，因此劃分出所謂的精緻文化與通俗文化；而經由展示及教育，博物館更進一步得以向社會大眾傳播其所認定的知識、美學及價值觀。
隨著博物館發展日趨蓬勃，博物館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及影響力也更加受到重視。以英國為例，隨著國際化腳步，移民人口日益增加，然而貧富不均、低收入戶失業問題及不同族群間偶有衝突的問題並未獲得有效改善。表面上，英國的治安及族群關係，相較於美國算是相對良好的；然而在這和諧的表象下，各個族群間，不管是在住宅或學校的選擇，經常是自成一區，族群之間的互動十分有限。除此之外，生活貧困的家庭，自1983年保守黨執政初期的14%，到1999年工黨執政初期增加到26%，16年間成長將近兩倍（West & Smith, 2005: 277）。因此，自工黨執政以來，如何解決英國社會所面對的問題，促進族群和諧並改善貧富不均，一直是施政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執行上，除了傳統的社教機構，工黨更納入龐大的博物館群，視之為處理社會議題的重要機構。因此，在世紀之交的英國，博物館不僅僅單純扮演著社會教育機構的角色，同時也被要求成為促進社會平權，並挑戰疾病、高犯罪率、低教育成就和失業這四項主要的社會問題的機構之一（Sandell, 2003）。然而要求博物館處理這些傳統上由社會福利與勞工部門所處理的業務，也造成博物館從業人員許多的挑戰與難題。以下將分析英國「社會平權」政策的理論背景與內涵，探討實務面的回應與挑戰。
二、社會平權政策
傳統上博物館被視為文物保存、展示及教育的機構。然而自1967年，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區博物館的安納考斯提亞社區博物館（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於美國華盛頓地區成立，及1970年代法國博物館學者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ère）等提出生態博物館理論，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社區博物館首先將社區議題納入博物館成立的主要使命，並以解決社區問題為主要工作（Kinard, 1972; Hudson, 1897）；而生態博物館則將博物館的範圍及定義擴大到容納一個聚落或一個城鎮中所有的人、事、物及其自然資源，進而把博物館從靜態的保存概念解放到動態的實踐過程（Davis, 1999；Chen, 2002；張譽騰，2004）。英國的博物館界對這股思潮亦不陌生，有許多地方博物館不遺餘力地推動社區參與。而鐵橋谷博物館群（Ironbridge Gorge Museums）也媲美法國的生態博物館，由工業文明發源地、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鐵橋所在的科埠代村（Coalbrookdale）地區，各種動植物及區域內大小博物館共10家，包含一個以1901年為時代背景成立的維多利亞村落（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所連結成的生態性博物館。
繼生態博物館理論於法國提出後，新博物館學提倡以人為主的理念，也被視為影響英國文化與博物館政策的主因（Vergo,1989; Newman & McLean, 2004）。英國在1997年工黨執政以後，修正其傳統社會主義路線，提出中間偏左的第三路線（The Third Way），企圖結合右翼政府自由經濟的優點與社會主義照顧弱勢與勞工團體的理想（朱紀蓉，2011），因而被視為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在政策上，工黨提出推動「社會平權」政策，便成為展現其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方式。為了推動該政策，工黨政府組成隸屬於內閣的工作推動小組，如「社會隔離小組」（The Social Exclusion Unit），分析社會的組織結構和極需協助的弱勢團體，並將英國龐大博物館組織與資源納入政策推動的一部分，希望所有博物館都能對促進社會平等及文化參與權貢獻一份心力。
何謂社會平權？英國的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在其規劃書中提出，「社會平權」政策目標為希望改善收入、提升教育成果、促進就業及身心健康並降低犯罪。就理論背景而言，社會平權是從1970年代法國發展的社會隔離（Social Exclusion）這個概念演變而來的，指的是那些未受到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保護的人（Fleming, 2001）。Sandell（2003）則進一步解釋「社會隔離」這個詞在法國「被用來形容社會瓦解（disintegration）的過程，即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聯繫之消蝕」。在這之前，社會學家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經常只著重如何消弭貧富不均，促進各個階層皆享有基礎的物質保障，如食、衣、住、行等；而社會隔離概念的提出，則更為廣泛地討論弱勢族群可能會面臨的種種問題。所謂的社會隔離到底和貧富不均有甚麼不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根據Sandell（2000: 404）的研究指出：「貧窮問題主要關心的是分配的問題，而社會隔離主要關心的是關係的問題。」所謂「關係的問題」，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上所能得到的各種資源、網絡等多元面向問題，而不僅僅限於經濟或物質方面的匱乏。社會隔離小組則認為「社會隔離」這個詞只是個方便用語，泛指面臨兩個以上相互關聯問題的個人或地區（Newman & McLean, 2004: 7），相互關聯的問題如低學歷與高失業、疾病與貧窮等，經常是同時出現的問題，這也是社會隔離小組要分析並有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上述政策目標並非博物館等文化單位單打獨鬥就可以完成，其政策內涵也與傳統博物館以研究、典藏、展示及寓教於樂的功能大相逕庭。因此，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在其政策規劃書中針對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所設定的政策目標為：
1.「社會平權」的政策與目標必須成為各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所擬定政策中優先且核心的項目。
2. 提供民眾最廣泛使用博物館的蒐藏及專業知識，應成為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的目標，並去除各項因身體、感官、心智、文化、態度和經濟上所造成的障礙，以提供社會平權的服務。
Pendlebury、Townshend和Gilroy（2004）也指出去除不平等與障礙，並不只限於經濟方面，亦包括歧視、壓迫、支配與排除等議題，經常出現在少數族群與身心障礙團體中。舉例而言，有些移民或少數族群在經濟上雖然十分富裕，卻因為文化或語言上的問題，在文化及教育資源的取得受限，而無法充分享有國家與社會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甚至因為膚色或宗教信仰等因素遭受歧視。因此社會隔離的概念較貧窮更為寬廣，包含各種形式的不平等，更能突顯出弱勢團體可能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不平等待遇或不利處境。
在這樣的理念下，社會平權的推動直接挑戰弱勢團體遭受的社會隔離，強調除了保障基礎物質的平等外，更強調民眾參與教育及文化等活動的平等權。David Fleming所領導的促進社會平權推動小組委託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及畫廊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於2000年出版的調查報告書，就社會平權一詞下的定義為：
積極促進弱勢族群或邊緣團體參與文化和休閒活動，尤其指那些住在落後區域，或身心障礙、窮苦、年老的民眾及少數族群。（Hooper-Greenhill et al., 2000: 11）
也就是說，在文化政策方面，如何加強全民都有參與藝文活動的機會及文化資本，是社會平權這個概念所要強調的。所謂文化資本，就Pierre Bourdieu的理論而言，是不同於金錢或財產（土地、工廠等）等經濟資本，或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係之社會資本，如特定貴族頭銜或會員（劉維公，1999；孫智綺譯，2002）；文化資本指的是一個人是否有藝術及相關文化欣賞能力的知識資本（Bourdieu et al., 1990；許功明，1995）。Bonnewitz（孫智綺譯，2002：75）進一步說明Bourdieu所指的文化資本「相當於知識能力資格總體，由學校系統生產或由家庭承傳下來。文化資本分為三種形式：內化形式像舉止風範（如公眾演講時的泰然自若）；客觀形式像文化財貨（如名畫蒐藏）；制度化形式指的是經由制度的社會性認可（如學歷）。」然而，上述三項資本是可以相互交換和累積的，如代表文化資本的名貴藝術品，就可以換算成經濟資本。其次，Bourdieu認為文化資本是教育過程下的社會產物，其中社會化的機構往往加強了不同階層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如家庭、學校、博物館等，都成為生產、調節及再製文化資本與品味的機制，而有教養的文化活動通常指上博物館或歌劇院（孫智綺譯，2002；劉維公，1999；陳雪雲，2006；王崇名，1995）。
研究也指出博物館的觀眾向來是以受過良好教育的中上階層為主。如Bourdieu等人（1990）針對歐洲的美術館參觀者研究調查，發現美術館的觀眾以中上階層為主，一般的勞動階層、低收入戶或少數族群，參觀率一直偏低。傳統上象徵品味與文化殿堂的博物館，如何增進勞動階層、低收入戶或少數族群參觀博物館的機會，並協助其積極地使用博物館所提供的各項資源，打破博物館只是服務文化知識菁英的殿堂之概念，使它成為普羅大眾都能參與休閒或學習的空間，甚至進一步挑戰社會的各種問題，如身心健康、低自尊與認同等等，都是這股論述與政策所要推行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