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棄民》導讀試閱

在歷史與文化之間：《帝國棄民》導讀

文╱陳偉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保羅．D．巴克萊教授（以下稱巴克萊），在美國東岸賓州的拉法葉學院（Lafayette College）歷史系任教，並主持該校收藏的「東亞圖像檔案」計畫（East Asia Image Collection）。巴克萊長期從事比較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教學與研究，以美國及日本帝國分別在菲律賓與臺灣的殖民地人類學史比較研究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長期從事日治臺灣的邊區社會、原住民統治政策及人類學史，與日本、臺灣學界有長期交流。他熟悉臺灣近代史以及當代臺灣的族群文化現象，並且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書《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是巴克萊教授長期研究跨越邊界的全球變遷的力量，主要闡述資本主義、近代國家與國際體系，如何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這段期間改變臺灣邊疆社會，同時也形塑臺灣原住民族集體身分的成果。

這本具有比較史視野的專著，注意全球史與地方史之間的交織共構，如何形成跨區域國際體系架構、清帝國末期與日本帝國的近代國家發展軌跡與對於邊界飛地治理型態的演變，以及原住民在邊疆地帶從原先具有一定協商實力的主要角色，到逐漸被國家吸納並在邊界理蕃戰爭、種族科學與文化政策的展開過程中，形成特殊區隔行政劃地下的族群政治結構，與由上而下地創造具有集體身分的「帝國棄民」。

本書的核心論點主張「原住民化」（indigenization）是一個歷史過程，可以追溯至清代的邊疆政策，並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進一步制度性強化。這個歷史過程是政治的、也是社會經濟的、更是文化的過程。巴克萊的分析結合同時代全球變遷的歷史，以及在地的殖民國家統治演變及治理技術的發展，進而提出雖然複雜但具說服力的百年多來臺灣原住民族集體身分範疇形成過程中，交織的實體與象徵政治的歷史圖像。

巴克萊教授在拉法葉學院主持的東亞圖像計畫，蒐集東亞各種形式的影像，照片、明信片等。美國有兩處學術機構擁有豐富的臺灣史料數位資料庫：一是西岸奧勒岡州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由費德廉（Douglas Fix）教授主持的「福爾摩沙：十九世紀的圖像」（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另一便是在東岸巴克萊主持的東亞圖像檔案。前者有豐富並完整的十九世紀西方旅者在臺灣的報告、調查資料、地圖、海圖、語料、日記；後者原先以日治時期臺灣繪葉書的數位典藏為主，逐步擴大資料庫內容，地理區域從日治臺灣擴大到東亞。圖像種類上除了有豐富的東亞明信片，也增加照片等其他影像史料。這些圖像史料，除了本身是科技與歷史的產物外，同時也是再現歷史的形式。巴克萊在本書充分運用日治時期的各種原住民圖像資料，從照片、明信片、插圖、展示畫、掛圖等，追索後來被當成典型的原住民圖像其生產過程與社會歷程。在此提醒讀者，本書豐富的地圖與圖像，並不是一般性的插圖而已，而是呈現當時彙集技術、政治權力、經濟、社會再現、文化本真性，及族群形象再生產等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經濟學的產物，這些圖像生產與挪用的歷史與延異，本身就是本書要討論的重要主題之一。

理論與分析架構上，本書受惠於晚近民族主義理論與比較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研究，同時吸收臺灣與日本對於相關議題的重要學術成果，提出一個超越既有研究常見的一國史分析尺度，結合全球變遷與在地發展的臺灣原住民族集體身分範疇形成過程的複雜歷史圖像。歷史敘事上則呈現兼顧時序發展與不同領域主題的重層交織歷史。

本書緒論提出全書整體的分析架構，結合全球變遷與在地發展，國際關係體系下的近代民族國家及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得野無遺民。但是近代國家在建構以個人為主的國民身分時，也同時製造出帝國棄民。1910年代是本書一個關鍵年代，原先的特殊行政區劃被固著下來並長期化，成為「族群」集體身分範疇的空間基礎。一戰後全球性的「威爾遜時刻」（Wilsonian moment），原先各帝國下的殖民地與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自發或是他動地成為擁有獨自「文化」的獨特性實體。此後到1930年代，日治臺灣的漢人發展出由下而上的臺灣人族群民族主義，而臺灣原住民族則是在殖民者由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義建構中，成為以「族群」為單位的文化實體。接著各章大致依據時序，從不同層面分析自清末牡丹社事件前後到霧社事件後的193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成為「原住民」的過程。

原住民之所以會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形成一個有自我意識的政治結構，這是在高度帝國主義年代（1870年代至1910年代）之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競爭下造成的附帶結果。此一附帶的結果，或是政治措施、經濟政策、文化論述等意圖與非意圖的效果，宛如由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義」所形成之建構族群效果。

日本統治臺灣後，治理上的族群分歧始於1890年代，初期殖民地國家的能力以及預算極為有限，因此一開始是依循清朝先例的權宜措施。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除了南部與東部的少數部落外，臺灣原住民社群已被永遠排除在殖民地政府的一般行政機構管轄之外。空間治理上的族群劃分，從暫時性的安排變成永久的制度。從清朝時期開始的蕃界移動、移民與殖民者的侵占及同化，和國家職能的擴大與規訓控制領域的深入，日治後對臺灣原住民的某些群體（如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布農族和排灣族）的軍事行動和警察占領進展到臺灣史上前所未見的程度，但卻在1910年代最終停止下來。1910年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五年理蕃計畫」結束之後的「蕃地」，並非國家放任不管的產物。從1910至1930年代，國家為了要從山地取得財富，便開始清查、登記、管控、編組、在空間上分配，甚至教養原住民人口；到了1940年代戰爭動員時更是到達極致。雖然這樣全景敞視式、宛如監視的活動具備規訓的外觀，但缺乏最重要的元素—國家並未在臺灣的原住民區域如同平地社會一般孕育個人；相反地，它創造出部落、族群和蕃人。換言之，原先日治初期或許是暫時措施卻固著並長期化的族群政治，其結果是臺灣原住民的原住民化。

日本殖民政府透過綏撫、蕃人觀光、隘勇線推進、五年理蕃計畫、移住政策、博覽會與博物館的展示、人口統計、地圖製作、教育等一些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將臺灣原住民族原有的土地區隔成特殊統治的「蕃地」—本書稱為「第二階地理實體」（second-order geobody）。此一「地理實體」的概念，引申自研究泰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對於國境、國土、國民的空間改造與再現計畫的著名學者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在《描繪暹邏：一部暹邏地理實體的歷史》提出之概念，而這一概念也同時呼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二版增補的名篇〈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中所提到，民族國家登場之後自動地與他動地將國家空間再領域化的文化再現過程。相對於第一階地理實體的臺灣全島，此一「蕃地」做為第二階地理實體的形成，也同時逐漸形成對於此一地理實體內的居民身分規定，不論是統治初期的蕃人，或是人類學論述中劃分的各族群，乃至1930年代後的集體族稱「高砂族」，以及從討伐、管制到保護的原住民政策方針之對象化措施，都促使原住民由外而內地逐漸形成集體身分。

日本殖民國家創造出第二階地理實體，同時也創造出被納入在此地理實體內被統治者的集體身分。這一集體身分範疇在地理空間上屬於被管制的蕃地、在行政上屬於特殊行政區域、在法律上被排除於大部分的殖民地法律、在經濟上隔離於已整合進日本資本主義生產分工的平地，同時文化上保有不受時間掏洗的文化本真性。個體的行動者，雖然曾統治初期延續清治時代，在邊區曾扮演具有主導性的中介者與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透過靈活的跨文化通婚與翻譯策略，使得各區域原住民社群能與清朝官府、地方漢人社群，乃至日治初期的殖民者協商有利於個別社群利益的結盟條件。然而類似準外交關係的水平結盟關係逐漸被近代國家的上下關係所取代，部落領導人的權威逐漸找不到與以官僚制為特色的近代國家平等對話協商、就地解決事務之管道與語言。官方也在部落培養出新一代取代傳統權威的青年階層，做為此一新的「蕃人／高砂族／高山族／原住民」集體身分之最初世代。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促成臺灣「原住民族」出現的「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ing）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ing）操作，雖然有臺灣的在地獨特面貌，然而巴克萊並不滿足於分析這些殖民政策的在地實施過程與效果，而是進一步將這些相互關聯的過程視為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一部分；而全球政治經濟結構則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循環和國際競爭所主導，近代日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也無法自外於此一近代世界的變遷過程。換言之，臺灣原住民族的原住民化過程既是在地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球變遷一部分。

近代國家的國民創造過程中，將原住民、游牧民、農民變成國民的國民化過程，就臺灣歷史而言，雖然平地殖民者透過警察、教育、行政組織等各種規訓機構漸次展開，但臺灣原住民恰恰因為其「原住民」的身分被排除在此國民化的一般過程。臺灣的原住民從「蕃人」到1930年代的「高砂族」，很大程度上是指具有特殊地位的帝國子民，因為臺灣總督府認為他們缺乏經濟能力，無法在殖民地的「一般行政區」內生存。然而，在特殊化的過程中，原住民也被賦予文化本真性，以顯示他們是漢人移民出現之前具體化的原始臺灣，甚或是當時興盛一時的日本文明南方起源論根源之一。1930年代前後開始，臺灣原住民族身為非漢民族的獨特性，受到國家、旅遊業和知識分子一再強調與提倡，戰後承繼日本政權的國民政府也延續這個結構，將這座島嶼做為一個漢人與原住民族群以族群區劃為原則的政治領域而加以統治。晚近與原住民相關的法律與制度發展，雖然有著本於積極矯正歧視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精神，乃至於訴諸共享主權精神的原民主權等不同於日治時期原住民政策的出發點，但似乎仍然延續這個從日治時期固著下來的族群政治結構。換言之，近代國家的政權更迭了、民主化的臺灣政黨輪替了，但是漫長十九世紀（Long Nineteenth Century）以來全球歷史變遷過程中，從清末到日治中期，第二階地理實體的幽靈仍然籠罩在臺灣這座島嶼上。

本書在當代臺灣出版的意義之一，是巴克萊的分析有助於豐富並深化晚近引發很多辯論的原住民歷史正義／轉型正義問題的歷史起源討論。它根源於清朝的邊疆政治，交互作用於日治時代的治理與民族形成，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種族論述、制度化的族群文化本真性等。換言之，即近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及近代國際體系的地緣政治轉變中，一個又一個地方，不論農民或土著，被不斷捲入、吸納及再造的過程。臺灣原住民族也同樣在這個過程中被變成「原住民」。一個在殖民統治時期各種內外因素交織過程中形成集體身分範疇，經歷不同政權與國家體制，空間化的地理實體、法律權利體制的族群政治安排，文化再現的象徵政治，延續至今。

具體歷史分期上，本書雖然集中於牡丹社事件至霧社事件，亦即從1870年代到1930年代，半世紀多的轉變分析，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1910年代的帝國與殖民地內外制度發展與轉折，開啟此後長期化的原住民族群政治體制，並影響到當代權利論述與文化再現策略。然而，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戰爭動員體制的皇民化政策，以及戰後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單一國族神話論述（短短十年內官方民族主義的打造，從變成日本人到變成中華民族），似乎形成書中主張日治中期以前形成之「族群」文化多元主義的反論述。及至戰後黨國的原鄉治理與日常化的選舉政治、黨國資本主義的山地開發政策、離鄉的原住民勞動力、都市原住民聚落的形成、原住民社會的基督教化等，這些發展都鑲嵌在跨越一國的全球變遷力量與在地的黨國體制的交織中，使得臺灣原住民政治經濟型態與文化再現的歷史更形複雜。

從日治末期直至1980年代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及原住民族文化復興運動，那些曾經堅固的，也再一次煙消雲散；曾經神聖的，也再一次世俗化；然後又再一次堅固與神聖。這些從日治末期到當代的發展，雖然不在本書主要分析範圍內，卻可進一步輻射延伸，因此本書多少令人有未盡之感。然而這並非本書的責任，反而是巴克萊及本書向臺灣讀者—不論是專業學術社群或是閱聽大眾、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發出的一張邀請函，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多張邀請函。邀請臺灣讀者一同參加討論。

這是一本經過細心考察的研究，論證架構與分析層次清晰分明，同時敘述技巧引人入勝的精彩著作。其核心論點的原住民主義殖民根源，是漫長十九世紀全球變遷中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交互作用的產物，不只具有理論化的貢獻外，也將臺灣原住民的歷史經驗加以歷史化，超越既有強調宰制與反抗之受害經驗的一國史，以及訴諸非歷史性的文化本真性之固有傳統的一族史分析模式。同時，臺灣原住民的原住民性之形成史，也足以與同時代在地球上許多區域的帝國與近代國家統治下，面臨相同趨勢的各地原住民族之「帝國棄民」互相參照比較。

本書有許多精彩討論，與能引發持續辯論的觀點。雖然無法收納所有的臺灣原住民歷史經驗，但其各章的豐富主題，例如邊區社會的禮物交換與結盟關係模式，清末與日治初期活躍在邊區社會的跨文化通婚與通譯，原住民教育史，原住民物質文化史，人類學史與博物館展覽機制，照片影像與視覺再現的相關技術與文化政治等主題，感興趣的讀者一定可在本書讀到精彩的分析。

期待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能給臺灣的社會、原住民、漢人以及學界帶來新的啟發並展開新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