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Blog
文／黃品欣
2024年臺北國際書展熱鬧展開，臺大出版中心響應盛會，舉辦了數場精彩的講座。在書展最後一天，臺大出版中心第七場講座：「一個醫學家的社會與人文關懷——伍連德新論」，邀請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賢強教授，分享其2023年3月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一書。並邀請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傳統醫療與公共衛生史、科學史及身體史的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雷祥麟教授，從中國近代醫療史的角度進行與談。
黃賢強教授的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南洋知識份子與跨域海外華人，《伍連德新論》一書主角伍連德（1879-1960）的生平事蹟是其關注已久的課題。伍連德是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以「抗疫專家」為人熟知。除了身為抗疫專家，伍連德同時還是社會活動實踐者、外交家、公共知識份子、文史學者與作家等多重身份。本場演講，黃教授以移民史、醫療史的角度出發，首先與聽眾分享其進行伍連德研究的緣起，說明伍連德的生平背景，及書中一些關鍵問題。理解伍連德在近代中國醫學史的成就後，進而從伍連德的書寫與行跡切入，探討其如何積極涉入社會事務，展現其多面向的社會角色。《伍連德新論》第一章至第五章，著重於伍連德生平重要經歷，並討論以伍連德為核心的南洋知識群體在中國的發展及貢獻；第六章至第九章則是較新的領域，從伍連德的遊記書寫、演說及田野考察等材料著手，關注身為醫療專家的伍連德對國家、社會事務的關懷。
伍連德為移民第二代，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自小受英文教育。1896年考取英國在全海峽殖民地僅有一個名額的女王獎學金，屬於土生華人精英份子。後伍連德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先在倫敦的醫院實習，又至德、法等國進行短期研究，累積深厚的西醫經驗。學術生活結束後，伍連德返回馬來亞，在吉隆坡的醫學研究院從事醫學研究，一年後回到檳城開設診所，此時也已積極參與社會運動。1908年，伍連德受袁世凱邀請，至天津陸軍軍醫學堂任幫辦（即副校長），自此開啟其人生最精華的三十年。兩年後，伍連德臨危授命至東北處理鼠疫問題；東北鼠疫是當時最大規模的瘟疫，而伍連德透過戴口罩、隔離等防疫措施，在四個月內奇蹟似地撲滅鼠疫。此時伍連德已成為國際知名的鼠疫鬥士。
1912至1931年，伍連德在哈爾濱的北滿防疫處（東三省防疫處總處）擔任總醫官及處長；1930年被委任為全國海港檢疫處處長，此職務過往皆由外國人擔任，此次派任亦反映伍連德在醫學界的地位。1935年，伍連德成為首次被提名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伍連德對中國醫學界影響深遠，其出版中國醫學雜誌，所成立的中華醫學會至今仍是中國最大的醫學團體，並創辦二十餘所醫院與防疫機構，被後人視為中國現代醫學先驅、公共衛生先驅、流行病學先驅與防疫檢疫先驅，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的成就斐然。1937年底，七七事變發生後，伍連德返回馬來亞，在怡保度過晚年，仍持續參與社會運動，也被視為土生華人三傑之一、馬來亞之子。
介紹完伍連德精彩的一生，黃賢強教授娓娓道來其研究伍連德的因緣。1994年，黃教授在撰寫博士論文之際，曾見伍連德於1905年在檳城參與抵制美貨運動的資料。1999年，伍連德之女、擔任東南亞地區英語語言中心主任的伍玉玲舉辦了一場公開講座，講題為：「我的父親伍連德醫學博士」，黃教授前去聽講。這場演講也成為黃教授研究伍連德的開端。黃教授最初指導一位碩士生撰寫論文，並在2005至2007年間，數次深入訪談伍玉玲，也見到伍玉玲家中所保存豐富的伍連德資料，與伍連德拍攝的大量照片。除了口述材料與家族資料外，黃教授陸續至中國各地考察伍連德行跡，如位於哈爾濱的伍連德紀念館、北京的伍連德與第一任夫人黃淑瓊的故居等地，搜集相關史料。
黃教授表示，《伍連德新論》第一個研究主軸，即從伍連德在醫學與公共衛生的成就切入，討論其如何具體地鋪設現代中國醫衛系統的架構，大致可用「引進各方人才，鋪設三大平臺」概括。引進人才方面，黃教授特別注重伍連德招募的南洋醫學人才，如陳祀邦、林宗揚、伍長耀、林可勝等人，皆成為伍連德推動醫衛系統的助力。三個平臺方面，一是以新成立的醫院、醫學院作為培訓及研究平臺，再以防疫、檢疫機構作為實驗與執行防疫平臺，最後以新成立的醫學團體、新發行的醫學刊物，作為中外醫學新知的交流平臺；三個平臺一同發揮作用，發展現代化的醫衛系統，幾位伍連德引進的南洋菁英份子，也都曾至不同平臺中磨練，最後成為獨當一面的人才。
第二個研究主軸，則放在過去較不為人關注的伍連德對國家社會之關懷，以及其人文社會思想。伍連德一生中頻繁出差、旅行，也曾發表多篇遊記，黃教授即從伍連德的非醫學活動切入，探討伍連德為何出遊、遊記於何處發表、為誰而寫，內容有何意義，如何體現其科學關懷及人文素養。除了中國國內遊記外，伍連德亦曾發表外文遊記，如記載英國賽馬盛會由印度土邦王子奪冠的事件，亦展現出伍連德對西方社會種族歧視問題的關注。
黃教授總結道，《伍連德新論》從不同的研究視角討論伍連德的事蹟與思想，並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天時地利的客觀條件造就伍連德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的地位，而他引進南洋人才、鋪設三大平臺的作為，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動性因素。其二，除了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公共衛生、檢疫等領域的貢獻外，從伍連德的遊記多以英語寫作、發表於上海的英文刊物可見，其有意將中國歷史文化介紹與西方認識；又從各地演說、多次參加地方田野考察等事蹟，可見伍連德是國家社會的積極參與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
雷祥麟教授表示，其受邀擔任與談人，應與他曾研究1910-1911的滿洲鼠疫，接觸到伍連德的相關材料有關。對伍連德而言，滿洲鼠疫僅是其豐富人生中的一段事蹟；對雷教授來說，則帶來很大的影響，改變雷教授原先以「中醫的現代史」為主軸的研究規模，轉而考察中醫、西醫與國家之間交相演化的歷史。[1]雷教授表示，滿洲鼠疫事件中的伍連德，彷彿是外星人般的存在，完全跳脫晚清引進西方科學的層次，而他對伍連德的好奇，則透過《伍連德新論》一書得以有更多瞭解，並讚賞此書實是深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接著雷教授從四個面向切入，談論閱讀後的一些想法。雷教授首先分享其研究滿洲鼠疫的開端，最初其實並未打算研究已是重要課題的滿洲鼠疫，卻在無意間讀到伍連德十分賞識的一位滿洲官員喜良的奏摺；喜良在滿洲鼠疫清除後上報給朝廷的奏摺述及，治理疫情最大的困難是他們不知道「疫」可以傳染。這段記載使雷教授意識到，過去研究滿洲鼠疫多未注意到時人對傳染病的概念，遂決定以此為題進行研究。而過往都將滿洲鼠疫的突破視為中國公衛史的轉捩點，以此為現代醫療建構的開端，喜良的奏摺卻訴說防疫措施的不人道；此種觀點十分撼動雷教授，令人反思現代醫療可能隱含著史無前例的國家暴力，遂也將此番思考納入研究中討論。[2]
其次，雷教授認為《伍連德新論》一書，揭示出較不為人熟悉的南洋知識份子圖像，亦是此研究的重要貢獻。雷教授最初視伍連德為華裔西醫師，實際上伍連德更是華裔西醫師群體中的領導人、華裔醫生組織與期刊的推動者，與外國醫療傳教士爭取醫療主導權的代表性人物。雷教授指出，黃教授從海外華人研究的視角切入，集結起伍連德的社會網路，從中可見伍連德如何有意識地連結華裔知識份子、建立社會網絡，這種網絡已超越了狹義的醫療衛生領域。如同滿洲鼠疫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是涉及俄國、日本的外交問題，伍連德之所以前去處理，實與他和施肇基之間的連結有關，二人因留學生網絡而有緊密關聯，遂成為伍連德前往處理滿洲鼠疫的關鍵。
又從醫學史的角度可見，民國時期的醫療領導人幾乎都是海外知識份子，而此現象並非偶然，實與清朝培植人才的取向有關。晚清所提倡的「西學」係以農、工、商、礦為主，而不包括醫療，也導致清朝在醫學領域進展落後，醫療人才嚴重缺乏；而其他海外殖民地，為了改善殖民地的醫療環境，醫學都是殖民政府培育當地菁英的重要科目，日治時期的臺灣亦是如此。因此在醫學史領域中，海外華人的角色很是關鍵，黃教授的研究恰可提供南洋知識份子的互動網絡，對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
雷教授所關注的第三點，即是這一時期醫療領域急速擴大，不論是社會生活、公共衛生、細菌學等領域皆有擴展，知識份子所關注的視野更廣。誠如黃教授所言，伍連德一直是位社會運動者，如其觀察馬來亞的鴉片問題，就已超越狹義的醫療範疇，觸及殖民地的核心議題。此時不僅是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等地皆常見第一代本土知識分子為醫生出身，他們受到德國細胞病理學之父菲爾紹（Rudolf Virchow，1821-1902）所謂「醫學是門社會科學，而政治學不過是一門較大規模的醫學」觀點影響，這些本土知識份子常常成為當地民族主義的先驅。伍連德雖然沒有機會在馬來亞扮演這種角色，然其在因緣際會下來到中國，成為中國醫師群體的領導者，亦是值得多重比較的故事。雷教授指出，清末民初的醫療史與社會生活及政治史關係密切，伍連德研究即反映醫療史研究還有很大的進展空間。
最後，雷教授從黃教授整理的伍連德年譜中注意到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伍連德1912年開始在北滿防疫處控制傳染病，1924年與張作霖合作創建藥廠與奉天東北軍醫院；四年後，蔣中正邀請伍連德負責軍醫署則遭拒絕。雷教授認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以兩萬多的軍力即控制了東北，應與張作霖在東北的建設本就與日本高度合作有關，而伍連德在滿洲多年，是否也與當地日人多有交流？從伍連德曾至日本講學、東京大學頒給其醫學博士學位等事蹟，說明其與日本之間密切交流。從伍連德的諸多行跡，亦可見其與親日人士互動頻仍，如與他相熟的褚民誼即是汪精衛政權的核心人物。這些事蹟多不見於伍連德的自傳，或為伍連德有意隱去，然從其與日本的關聯中，我們可見伍連德研究的另一種嶄新可能。
雷教授總結道，這些南洋知識份子結合成的網絡領導中國醫學發展，也影響了公衛機制，將中國與世界連結在一起。這背後也富含著創造性，如伍連德創立衛生學會，十分注意日常生活的衛生習慣，也為了防止傳染病而發明許多器具，今日仍在使用的旋轉餐檯即是一例，可知南洋知識份子對現代醫療衛生影響深遠。若從南洋對醫療衛生的影響，連結至主權、經濟、生活各個面向，將是很有研究潛力的課題，也十分期待黃教授後續的研究！
[1] 雷祥麟教授的新作即是此議題的研究成果，參見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24）。
[2] 雷翔霖教授的滿洲鼠疫研究，參見Sean Hsiang-Lin Lei, “”Microscope and Sovereignty: 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editors by Angela Ki Che Leung, Charlotte Furth, 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3-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