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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史家與數位時代」講座於5月13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空間舉行，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主講，臺大出版中心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教授主持，為「數位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講座的第一場。
王汎森院士在講座的開頭提到了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68年時撰寫的〈史家與電腦〉，這篇文章宣稱：最遲至1980年代，史家若要生存，必須同時是個programmer，以處理在人口史、物價史、家庭史上的大量統計資料。當時的史學研究風氣強調在量化資料上取得質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從定量到定性」的方法。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敘事學的復返〉一文中批評了拉杜里心儀的計量史學，史東認為史家的天職在於以敘事手法來再現歷史，而不是埋首於統計資料堆中，數位技術與重視發掘意義的史學是互相排斥的。
王汎森認為，經過二十年來數位人文的發展，如今看來，不論是拉杜里或史東，都將數位技術可以扮演的角色想像得太過簡單，數位與人文間其實是一種更寬廣的夥伴關係。他接著舉出，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具有以下優勢：一、典藏上的優勢。不占據儲存空間，並且可遠端利用，也能挖掘出傳統視野下容易忽略的史料。二、速度上的優勢。以特定關鍵字來搜尋，可以很迅速地確認相關史料的數量。三、數量上的優勢。由於利用電腦來處理巨量資料的趨勢，對特定詞彙數量的統計，也可以迅速掌握時代觀念的變化。四、交流上的優勢。許多學術上的突破是由學者間相互的談話而促發，雖然面對面交流仍然是無可取代的，但網路上的交流可以擴大史學社群的邊界，無遠弗屆。五、教育上的優勢。人文研究的成果，可不受限以文字呈現，而能進一步以圖像、影音展示，對於教學有很大貢獻。
接著王汎森再論及，在數位時代，史家和史料、史家和歷史解釋、史家和歷史意義，其間的關係正處於變化中。首先，透過數位檢索，可以判斷在大量史料中特定詞彙出現的頻率，資料的稀少或空白能夠因此成為證據，這些在過去非常困難，如今則相對容易。對於特定觀念和詞彙的出現與起落，以及產生這些詞彙的社會背景與其現實作用，史學研究者可以透過數位方式更加掌握資料的分布情況，而能有更深的認識。其次，數位技術也令「多節點式」的歷史研究成為可能。利用GIS的空間技術，可將不同層次、多面向的歷史訊息標示在空間上，將文字的印象式呈現，轉換成空間與圖示的精確化處理。不論是17至18世紀的貴族在歐洲大陸的壯遊（grand tour）路線與人際網絡，或古羅馬與唐代的交通圖考，又如學風與地域關係的考察以及人群學的研究（prosopography），都能夠以數位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雖然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有如此多的優勢，但依然有其限制。王汎森強調，人畢竟才是從事人文研究的主體，人的觀察、思考與詮釋，不可能被電腦與數位技術所取代。在人文研究上，全面的整體感是研究得以進行的前提，如果研究者而只留意於查找檢索的結果，就會造成研究者視野窄化，也失去了對資料背後整體時空脈絡的認識。例如在臺灣史中，「二二八」一詞在戒嚴時代極少見諸報章媒體，但這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不具意義，相反地，該詞彙是在計量所無法捕捉的角落，成為影響臺灣發展的重要關鍵。此外，數位技術提供的眾多「發散」線索，仍需研究者將之「收斂」為幾個最核心、最關鍵的脈絡。正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史學家必須在整體感與傳統或數位史料間往復出入，達到對歷史的認識。「發散」和「收斂」並不必然相違背，反而可以互相幫助，「數位」與「人文」之間也正如同「道」與「器」的關係，雖然看似對立，然而在「器」中卻也可以見「道」，進而相輔相成。
長期關心數位人文發展的王汎森老師在講座最後總結，書是必須要「讀」的，而不是用「查」的，數位技術作為一項強大有力的工具，妥善使用，仍然可以看出許多傳統方式難以發現的現象。人文研究者只要敏銳而謹慎地使用，即可透過數位技術這位新夥伴，幫助人類開啟更多人文世界的豐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