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臺灣人》導讀

《成為臺灣人》導讀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若是談起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歷史，相信大部分的人腦中一定會浮現幾個關鍵概念：「臺灣人」、「日本人」，也許還有「認同」、「抵抗」（或比較國族主義式的「抗日」）、「合作」（或更國族主義式的「通敵」、「漢奸」）等。

晚近的學術討論中，「國族」和相關的「身分認同」早已被普遍認定是一種流動的、不斷重新（被）塑造的關係。但是一般對臺灣史的認識中，卻仍然將上述這些概念視為固定的、有著清楚界線的，所以會認為臺灣人當中有「親日」的一群（「皇民」？）；因為認同「日本」（也就是缺乏對「中國」或「臺灣」的認同），所以支持日本殖民統治（及其帶來的「文明」、「現代化」、和對臺灣有「貢獻」的日本人等）。相對地，也就會認為臺灣人當中有「反日」的一群（「民族英雄」？），因為不認同「日本」（也就是認同「中國」或「臺灣」），所以不斷對抗日本殖民統治（及其帶來的「壓迫」、「剝削」、和「欺壓」臺灣人的日本人等）。

各位讀到這裡，應該都已經聯想到臺灣人當中幾位「親日」的代表人物（「漢奸」？），及日本在臺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幾項代表性事物；相對地，也會想到幾位「反／抗日」的代表人物（「民族英雄」？），及他們對抗日本統治的幾項代表性活動。更進一步地，基於以上這些概念所形成的歷史認識，又被挪移來解釋二戰結束後，在政權轉移為中華民國統治之下，臺灣持續出現的各種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衝突。所以會認為臺灣人當中有「親中／反日」的一群，以及相對有「反中／親日」的一群。

以上這樣對臺灣戰前或戰後歷史的認識，一方面是對受制於歷史敘述常見的二元框架（善惡、黑白、是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戰後關於臺灣的歷史敘述和歷史教育都受到高度國族主義化的影響。但是回到歷史現場，這樣的歷史認識真的符合事實嗎？日本殖民統治下，制度上對臺灣人的界定是「本島人」，相對於來自「內地」的日本人。「臺灣人」的定義——如同上述每一個有「引號」的名詞或概念——在五十年之間都沒有清楚界定，也非一成不變，更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日本殖民結束之後，「臺灣人」的定義——相對於「中國人」——又經歷了另外一次改變。戴維理教授的著作《成為臺灣人》，就是帶著讀者探問這一次又一次的歷史變動中，「誰是臺灣人？臺灣人的認同是何時、何人、何以建構出來？它純粹是國家的認同嗎？還是可以有其他形式（例如民族、文化、地區或語言）？」（頁3）以基隆為研究場域，戴維理教授指出是「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的歷史事件」——也就是在這七十年的「移民、殖民和再殖民的歷史過程」中——「形塑出兩種主要的認同交錯：地方的、城市的基隆人，和區域的、民族上的臺灣人」（頁333-334）。更進一步，戴維理教授把分析焦點放在此過程中，「最常直接和外來政權及移民接觸，因此在殖民環境中占了一個閾限空間」的本島人菁英（頁19）。

本文在此不擬重述或簡述戴維理教授豐富而深入的論述，而是希望各位讀者研讀此書之前（或之後），能夠從比較宏觀的學術脈絡了解此書，及廣泛的「臺灣史」研究對當代人文學術研究的貢獻及其意義。

在「服從」和「反抗」之間

晚近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對「國家」與「社會」——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持續提出許多非常有開創性的新觀點；特別是不少研究都關注帝國或其他威權這樣「權力不對等」的體制下，人民百姓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人民又是如何因應各種國家政策、以及（不可避免）隨國家統治而來的「壓迫」？傳統的二元觀點普遍認為這樣的國家「霸權」下，人民中有一群人會選擇「服從」，另外一群人則會（伺機）選擇「反抗」。但是，這樣過度簡化、「刻板印象化」的歷史認識，早已在學界受到根本的挑戰。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是美國耶魯大學的James Scott。他以東南亞的農民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連續透過幾本鉅著，針對「被統治者」及其「反叛」或「抵抗」活動，提出許多非常具有開創性的看法。其中特別是《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耶魯大學出版社，1985）指出，農民會透過各種「日常形式」的反抗活動——包括偷懶、裝傻、迴避工作或責任、假裝順從、偷竊、暗中破壞等，持續不斷對抗透過收稅或收租等方式，從他們的勞動和收成榨取剝削利益的人。農民依靠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低姿態對抗「權力不對等」的體制，「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因此，乍看之下（或在統治者的單方面認知中）並沒有在反叛的人們，絕非完全臣服於統治者的威權；反之，被統治者在保持最小風險的情況下，其實不斷避免、挑戰、甚至破壞統治者的控制和壓迫。更進一步，Scott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耶魯大學出版社，1990）指出，被統治者（或沒有權力的人們，如奴隸、勞工、社會底層）表面上服膺統治者（或擁有權力的人）所制定的「公共文本」（public transcript）及其規範；但私底下在文學創作和文化活動中，被統治者其實有自己一套用以嘲諷、批判、攻擊統治權力的「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不同「文本」之間，充滿緊張甚至矛盾的關係；而就是在這樣的空間中，被統治者持續向統治權力的支配力量進行「抵抗的藝術」。

在中國歷史的範疇中，美國哈佛大學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近期在其專著《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7）中，也如同Scott關注被統治者的「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更同樣打破傳統對「服從」和「反抗」的二元認識。他以明代世襲軍戶制度下的家庭為例，分析他們如何應對國家各種機制強加於人民的（兵役）義務、壓力，和各種要求。他指出，這些平民在被動服從（compliance）和主動反抗（defiance）之間的中間地帶，發展出各種「協調模式（patterns of negotiation）」來滿足國家的需要（如提供男丁從軍），進而透過複雜的策略決定「何時要被統治、如何能最有利地被統治、如何讓被統治的好處最大化、同時讓付出的成本最小化」。

同樣打破二元論述的觀點，也出現在關於殖民統治下，或被外國勢力占領／控制下的社會情況之研究。如同戴維理教授在書中所質疑的，受到傳統的「民族反抗」－「殖民壓迫」二元對立觀點影響，「如果本土菁英和殖民政權／母國移民有如此廣泛且深入的連結，可能一下子就會被視為通敵的賣國賊」（頁75）。但是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就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打破傳統二元論述，指出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各地，有通敵合作，也有抵抗運動，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即使有些合作的動作，到最後也不盡然是抵抗的截然對立面」。他將傳統認定的「通敵」行為，分為「表象」、「成本」、「串謀」、「競爭」、和「抵抗」五個不同主題來分析，嘗試掌握「在占領－合作關係之內及周邊的緊張和問題」，及合作關係中許多「含糊及困擾的重點」。

卜正民的的研究，反駁了中國官方重視的歷史真相和「抗戰派的論述」；而這樣的觀點其實呼應更早1970年代就開始納粹占領下的歐洲之研究。他指出，經過多年來「頗起爭議的新研究」，學者關於「通敵合作」主題的研究已經「把我們習見的兩極化變成令人困擾的含糊東西」。他引述柯德渥（Roderick Kedward）研究法國維琪政權所提出的看法，「或許意義含糊的灌木叢才是整片樹林的核心，代表了占領經驗的本質」，而在其中「一般所知的通敵合作與抵抗的樹木」不應再作為認識歷史的地標。卜正民一語道中，占領下的歷史遠比後人所了解的更加複雜，「平凡的老百姓必須在合作和抵抗兩個極端之間做些妥協、做些表示以求生存，即使是通敵者也必須設法平衡」。

而如果聚焦在與臺灣有相似殖民歷史的地區，Gi-Wook Shin和Michael Robinson 主編的《韓國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就挑戰傳統二元論述的基礎——「韓國民族主義」抵抗「日本殖民壓迫」，提出應該以更多元的觀點來重新理解殖民統治下的韓國歷史，著重探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複雜的互動、妥協，甚至相互利用的關係。以上這些歷史研究，空間上涵蓋亞洲到歐洲，時間上則跨越十四世紀到二十世紀，卻都不約而同挑戰、「問題化」，進而打破傳統歷史觀念中「反抗」／「服從」的二元架構。這些晚近在人文社會學界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分析觀點——如以上本文特別引述的內容——幾乎都適用理解臺灣的殖民歷史；雖然戴維理教授並沒有一一列舉引述這些著作，但是在本書中都能看到彼此在概念上的對話。

比較之下，臺灣被殖民的歷史遠遠長過歐洲國家被納粹占領、中國被日本占領，或韓國被日本殖民的時間；臺灣社會對國家「日常形式」的「反抗」之複雜程度，也絕對不會亞於以上這些地區。戴維理教授就指出，這些本島人菁英一方面「順應殖民母國的命令，並模仿殖民者的社會文化規範」，進而取得並維持「官方認可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完全被優勢文化同化，也沒有完全離開其根源」，也永久被排除在主導政治的身分群體之外。處在這樣的一個「閾限空間」——也就是在「服從」和「反抗」之間，讓這些菁英「一直留在維持互動的地區，經由定義與守護，努力闡述他們的臺灣人認同」（頁19）。戴維理教授此書最大的貢獻和意義就在於，一方面呼應前述這些重要學術研究成果的觀點，明確質疑、挑戰，進而打破過往對（臺灣殖民）歷史的二元認識；另一方面，則是透過這樣的分析視角，讓臺灣史跟世界史連接、對話，以臺灣的歷史發展提供國際學界一個值得參照的例證，進一步探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論述」與「行動」

關於「（身分）認同」的相關研究，特別是跟「臺灣人」認同有關的著作，戴維理教授在本書「緒論」有詳細而深入的回顧。過去研究大多數所仰賴的都是知識分子或政治菁英留下的「文字紀錄」，也就是以「論述」（或「言說」）為研究的主體。這樣的研究當然對了解過去某個時間點上、特定的人（或人群）如何理解自己（及他人）的「身分認同」有很大幫助；但是，以「論述」為研究的主體，對了解歷史當下所發生的人、事、物其實有相當大的限制。畢竟，「論述」所呈現的只是對「認同」主觀的認知或抽象的主張；純粹依賴對「論述」的分析，很難從中明確了解實際「生活經驗」（頁17）中，「認同」究竟對人（或人群）帶來什麼作用，人群中的成員又如何互相影響彼此的「認同」，而互動過程又對「認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因此，晚近對「認同」的研究，開始把「認同」作為一種「實踐」，主張從「行動」中探討「認同」的實際表現。這樣的研究視角，正是戴維理教授此書中所主張，以「展演取徑」（performative approach）（頁18）來研究認同。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凸顯個人在行動中如何展現對自我的認知、在此同時他人的反應，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書中關注的行動都有本島人和日本人共同參與，其中包括建設基隆為現代化都市的組織活動、宗教機構和祭典的運作，及社會福利工作。如戴維理教授所指出，「人們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組織和運作方式，會透露其認同」；因此，「行動不只是行動，它們還代表讓一個特定群體顯得獨特的集體意識」（頁18-19）。

那麼，在這樣的研究視角下，要選擇哪些人的「行動」？或從（歷史學）研究方法來思考，有哪些人的行動曾經被記錄下來，有文本留存至今，讓學者得以研究？在這個方面，戴維理教授的研究又有另外一層意義。

「歷史行動者」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在臺灣被合稱為「年代四部曲」的鉅作，及對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著稱。但是他的一本論文集《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Jazz，1998），其實最能代表他作為歷史研究者的終極關懷。霍布斯邦在書中關注的是勞工、農民、鞋匠等「沒沒無聞的人物」、他們的工作、為生活所做的努力，及對政治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平凡小人物作為「歷史行動者」，在社會改變／改革中扮演什麼角色？他指出，「假若不是作為個人，而是從集體層面來看，這些男男女女正是主要的歷史行動者。他們的一言一行並非無足輕重。他們能夠，而且已經改變文化和歷史的樣貌……這就是我為何把一本關於普通人的著作，即傳統上被認為『尋常人物』（common people）的一群人，稱作『非凡小人物』（uncommon people）的原因」。

戴維理教授書中主要研究的人物，包括知名度較高的顏家雲年和國年兩兄弟；這兩位被視為殖民統治下相當有成就的臺灣商業領袖，是經濟產業方面的菁英。而書中其他幾位主要研究對象就比較不為人知，例如許梓桑、林石義（「社會館」負責人，頁311-312）、石坂莊作、木村久太郎、和近江時五郎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雖然都參與了相當程度的政治活動，但多是我稱為「非政治性」的地方菁英，並未如其他受到學界廣泛研究的林獻堂或蔣渭水等，被視為政治方面的領導人物。戴維理教授選擇這些無法只描述為政治、經濟，或宗教菁英的人——或者應該說是同時跨越多種範疇的菁英，就是因為這些人是在「殖民政權和被殖民者之間，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居中調停」，更能「在各方面宣示影響力」（頁65）。也因此，此書將探討臺灣人認同的場域，從過去吸引諸多學者目光的「政治性」論述和活動（如本島人所主導的《臺灣青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或臺灣民眾黨，以及相對由日本官方推動的學校教育、「皇民奉公」，或軍事動員），擴展到前述的都市化、宗教，及社會福利等各種經濟性和社會性的活動。這樣對人物及其活動的選擇，不但擴大了研究的對象，更重要的是能呈現殖民統治下更完整的臺灣人生活經驗和實際社會情況，特別是其中本島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互動、協商、和競爭。也就是在這樣多元、交錯、有起有落的持續活動中，「臺灣人」的界線和定義才得以逐漸得到確認。也正是在這些行動中，處於中介位置的本島人菁英階層在「定義出臺灣人民族和日本或中國國族主義的邊界後，就成為認同結構的守門人」（頁17）。

雖然戴維理教授此書所關注的這些「歷史行動者」，嚴格說來並不是如霍布斯邦所描述「沒沒無聞的人物」。但是，戴維理教授選擇這些地方菁英——無論是本島人還是內地人，分析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彼此之間的互動，其實也跟霍布斯邦的理念相互呼應：「若不是作為個人，而是從集體的層面來看」，這些地方菁英，及其帶領之下參與各種經濟性和社會性活動的人們，正是主要的歷史行動者；亦即他們的一言一行改變了殖民統治下，及殖民統治後臺灣「文化和歷史的樣貌」。而其中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此書主題——「臺灣人認同」。

「臺灣人認同」

關於這個主題，過去同樣受到二元觀點影響，多認為是在「抵抗」－「合作」、「反／抗日（中）」－「親日（中）」，或「認同日本」－「認同中國」之間拉扯。但是戴維理教授以這段話提醒我們要跳脫過去對臺灣（殖民）歷史過度簡化、道德化，也時空錯置的「國族化」認識框架。唯有回到歷史現場，正視這段複雜、曖昧，卻更貼近人性的歷史事實，我們才能真正了解「臺灣人認同」形成的背景和過程（頁76）：

與其把這些本島人菁英視為單方面唯日本人是從的傀儡，將他們看作複雜的個體更為有益，就像其他分散臺灣各地成千上萬的臺灣人一樣，他們也是航行在一個想像的領域中，一邊是確認他們地位的殖民政權，另一邊則是孕育他們的社會群體，不能也不願自外於任何一邊。

值得注意的是，宋怡明在前述書中特別指出，他的研究受到Scott專著《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009）啓發。Scott在該書探討居住在Zomia高地，人數高達一億的各種少數民族，如何發展出不同「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型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述文化」，作為用以和國家保持距離的策略。Scott此書研究的主題，雖然乍看與戴維理教授所關注之日本殖民下的「臺灣人認同」相距甚遠；但是Scott其實與戴維理教授不約而同都將「認同」作為一種「實踐」來研究。他在「前言」中有段話，特別能呼應戴維理教授此書的論證：

所有認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社會所建構……這些認同都選擇一種特徵，不論宗教、語言、膚色、飲食及謀生方式，作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儘管選擇時有些武斷，而特徵也有些模糊。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俗、指派的領袖、學校和文字而制度化，都可能成為充滿熱情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對許多人來說就很有可能變成抵禦和對抗的認同。這樣發明出來的認同再結合自我製作的英雄故事，使得身分變成一種榮譽的勳章。

那麼，「臺灣人認同」選擇的「特徵」是什麼？有別於過往研究在「論述」中發掘的主觀認知或抽象的意識型態，或「制度」面（有高度政治性）的法律規範，戴維理教授則聚焦在「日常形式」的「實踐」中找尋答案。其中一個跨越時間的「特徵」，出現在戴維理教授對「神聖空間」的研究（第四章和第七章）。他在「結論」中精要地描繪二十世紀前半臺灣人在「行動」中展現自我認同的過程與結果（頁343）：

虔誠信仰的源頭或許來自中國東南的地方社會（也就是臺灣大部分移民的祖籍），但面對日本和中國多次想要改變，甚至根除當地寺廟和祭典，臺灣人一再激烈地挺身捍衛，讓宗教成為現代臺灣民族性中絕對根本的面向之一。簡單說，這些機構和事件成為臺灣人表現認同時最大眾化的方式，它們是「成為臺灣人」這項實踐的基礎。

執筆之際，臺灣各地恰好因為宗教信仰活動引發不小的社會議論，包括臺北萬華的青山宮夜祭遶境、雲林台西為當地建醮送神活動決定全鄉大停電，以及南投埔里為舉辦庚子年祈安清醮法會「全鎮茹素」七天。加上今年稍早疫情影響之下，各地媽祖遶境是否延期的熱議，每一事件都引發輿論和媒體（特別是在網路時代）激烈的正反意見爭論。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活動的決策過程和實際活動現場，都看得到國家和地方層級諸多政治菁英積極參與、競爭占據當中最核心也最顯著的位置。這樣的現象在在說明如戴維理教授在書中所分析的，「神聖空間」作為「臺灣人認同」的「絕對根本面向之一」，及「臺灣人表現認同時最大眾化的方式」，歷經一世紀以上的政治社會變動之後，不但未見衰減，反而更普遍成為Scott 所說「一種充滿熱情的認同」。不禁令人好奇的是，這樣「發明出來的認同」，在未來如果「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時，會不會讓「臺灣人認同」成為「抵禦和對抗的認同」或「榮譽的勳章」？只有靜待時間考驗。

受社會建構所形成的「認同」，本身就是一個持續變化、無法維持長久穩定，更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概念。過去在臺灣歷史認識中常見／常用的「殖民壓迫」－「民族反抗」、「抵抗」－「合作」、「反／抗日（中）」－「親日（中）」，或「認同日本」－「認同中國」等，其實都是後設、高度簡化，也過度去脈絡化的概念；這些概念既不符合歷史現場，更無法掌握歷史變化。若繼續沿用這些概念，對理解臺灣歷史或了解「臺灣人認同」，不但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會有所誤解。戴維理教授此書就是以豐富史料和深入分析，讓我們能批判、揚棄，進而打破以上
這些二元對立又絕對化的概念。

那麼，要如何才能不受預設立場或既定觀念的影響，比較完整又盡量接近歷史現場地來了解歷史？卜正民在前述書中寫下這段較為詩意的敘述，不但呼應戴維理教授此書的論述，更指引我們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方向：

在這些模稜含糊的濃霧中漫步，我們將發現人們做了什麼，以及他們說他們做了什麼，然後，只有在我們閉上眼睛後才迅速聚焦。我們最好是睜大雙眼，瞧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