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講座側記

講題：在世界與台灣之間——陳紹馨與他的時代
主講：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偉智（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
時間：2023年2月4日（六）16:00-17:30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展位B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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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陽智寧（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碩士）

「密諾瓦的貓頭鷹黃昏才飛」，這段黑格爾的名言點出了古典社會學的限制：一個歷史階段結束之際才能意識到該階段的發展。面對這樣的限制，《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的主角、臺灣研究的先驅——陳紹馨，在1960年代已觀察到臺灣特殊的歷史發展，並期許以臺灣為案例，推動在變遷發生時同步進行促進理論發展的社會科學研究。對陳紹馨而言，臺灣就是社會學研究中，不須待黃昏便可起飛的貓頭鷹。

話又說回來，話題中心的陳紹馨是何許人也呢？若在Google搜尋「陳紹馨」，可得知他是臺灣第一位社會學博士，於日治時期共同創辦雜誌《民俗臺灣》。至戰後，陳紹馨協助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推動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與社會學系的創立。透過這些描述可看出陳紹馨對20世紀臺灣的人類學、民俗學及社會學有卓越的貢獻。同時，本書的出版也表現出當代學界對陳紹馨的評價。《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是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臺灣研究先行者」叢書中的第六集，該系列第一至第四集的主角為日治時期臺灣的日籍學者，第五集則是戰後臺灣經濟史的著名學者——劉進慶。陳紹馨被選為「臺灣研究先行者」叢書第二位臺籍學者。

陳紹馨的研究與活動在當代獲得高度評價，但陳紹馨在世從未成為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研究也未在臺灣得到太多關注。本書作者的鄭力軒老師引用黃應貴對陳紹馨的描述，將他比喻為臺灣研究中「影響綿長而深遠的伏流」。此比喻源於陳紹馨生涯最後的短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陳紹馨在這篇短文說明臺灣在多重殖民下出現後發的現代化，並期許臺灣成為不待黃昏的貓頭鷹，借鑑其它地區的經驗，在變遷發生的同時便展開社會學研究。這樣的觀點即使過了數十年，仍對當代學者有諸多啟發，甚至能與現代臺灣學者相互對話，顯現陳紹馨不僅具備對研究上的開創性視角究，更對臺灣社會懷抱著深切關懷。

陳紹馨何以能在20世紀初期發想出這樣的觀點？又為何隱沒在歷史中，成為臺灣社會研究的伏流？為了解開陳紹馨與臺灣這隻「貓頭鷹」的關係，臺大出版中心於2023年2月4日邀請本書作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的鄭力軒老師及與談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陳偉智老師，一同參加國際書展的講座：「在世界與臺灣之間－陳紹馨與他的時代」。在本場講座，鄭力軒老師與陳偉智老師藉由探索陳紹馨的背景、生平與經驗配合舊照片，向各位讀者說明陳紹馨獨特的研究關懷、學術成就及歷史定位。

陳紹馨生於1906年，卒於1966年，見證了臺灣政權轉換與現代化的過程。鄭力軒老師指出陳紹馨的獨特研究視角的形成，與他的背景及經歷有密切關係，因此這場講座也開門見山，從陳紹馨的出生與家族背景展開。

陳紹馨出生於日治時期臺北汐止地區最重要的政商望族－－汐止陳家。汐止陳家發跡於清乾隆時期， 後代積極擴張家族勢力，至晚清已是臺北重要的地方領袖。出身地方領袖家族的陳紹馨本身也是陳氏宗族的成員，從舊照片與訪談中可以看出他的私人生活與宗族活動及臺灣地方領袖網絡有密切關係，例如陳紹馨與臺南望族黃欣之女－－黃阿嬌結為連理。他們的婚禮舉辦在陳姓宗祠的陳德星堂；典禮的出席者包含陳天來、辜顯榮等臺灣本土政商要角。同時，陳紹馨的父親陳定國是日治時期第一代的雙語菁英，日治初期曾作為通譯協助總督府進行人口調查；此後也擔任公學校訓導與地方基層首長，並多方發展、參與了多種商業投資活動。陳紹馨作為日治時期臺灣地方領袖的宗族成員，得以直接參與傳統臺灣人際網絡的運作。父親陳定國作為地方領袖，與臺灣總督府有密切的關係，陳紹馨的成長經驗應能直接感受到殖民與近代化過程如何落實到臺灣人身上。而這樣的經驗很可能正是他投臺灣入民俗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養分與啟發。

前述生活經驗帶來的啟發很早就表現在陳紹馨的活動上。1919年，陳紹馨進入總督府臺南商業專門學校（臺南商專）師從林茂生（臺灣首位東京帝大文學士、留美博士）。同校後輩的吳新榮在他的回憶錄指出陳紹馨深受林茂的影響，對社會、人文與哲學抱有深刻關懷。陳紹馨就讀中學的1920年代正值臺灣自由民權運動勃發，臺灣本土近代知識份子萌芽，新思潮透過臺灣地方領袖滲透至地方社會中。陳紹馨也受到影響，加入臺灣文化協會。並在1926年的文協夏季學校開講。當時陳紹馨年僅20歲，是文協講習活動中最年輕的講者。

1927年自臺南商專畢業後，陳紹馨前往東京就讀日本大學文學部預科，1929年考取東北帝國大學文學部。當時東北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教學制度與內容效仿德國，學生必須熟習歐洲文學。專攻宗教學鈴木忠信帶給陳紹馨嚴謹的德文訓練；在臺出生，曾赴德留學的新明正道則密切指導陳紹馨廣泛社會學理論。陳紹馨堅實的歐洲語學、文學及社會學素養就是源於東北帝大時期的訓練。1932年，陳紹馨自東北帝大畢業後留校擔任副手，三年後升任正式助手。陳紹馨留校期間不僅帶領法學與經濟學修課生的課業討論，也參加日本社會學學會發表論文。從他遺留的著作可以發現陳紹馨此時相當關心德國現代化與都市化進程的歷史發展及「市民社會」的理論，並將對德國的觀察投射到臺灣的社會與歷史，注意到臺灣地方領袖如同歐洲的布爾喬亞階級，是影響臺灣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不過陳紹馨此後並未留在日本繼續他的學術研究，而是於1937年返臺協助父親的事業。

陳紹馨的返臺並未終止他對臺灣研究的關懷。1940年代，陳紹馨獲聘為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囑託而重返學界。此外，陳紹馨與總督府的文書官員池田民敏雄、臺北帝大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興南新聞》的黃得時等人共同創辦以研究臺灣漢文化為主題的雜誌《民俗臺灣》。此時的陳紹馨，將地方文史調查活動視為「對臺灣文化應盡的義務」，認為臺灣民俗是需要透過現代知識活動去認識的課題。透過《民俗臺灣》，陳紹馨不僅注意俗諺、祭祀公業、宗族活動與臺灣俗民社會的重要，更以田野調查搭配西方理論進行他對臺灣社會的研究。在1940年的戰爭氛圍下，陳紹馨的活動可說是臺灣學知識份子對總督府皇民化的另一種回應。

1945年8月日本戰敗，終止日本在臺50年的殖民統治。陳紹馨對以臺灣為主體的研究發展充滿希望，不僅試圖接辦《民俗臺灣》，也與林茂生、黃得時共同負責接收臺北帝大的文政學部和豫科。但國民政府後續的高壓統治讓陳紹馨的希望破滅。陳紹馨雖被留任，卻從未被聘為臺大學任何學術行政職位，甚至在校園及學術活動中被邊緣化。戰後的陳紹馨將研究重點轉向為人口學研究，分析日治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死因。陳紹馨的研究轉向除了是感受228與白色恐怖的壓力外，也有要總結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經驗的意味。他的人口學研究在1950年代與美國學界，如農復會、普林斯頓大學人口中心或紐約人口局合流，共同執行大規模社會調查。此時的陳紹馨認為西方的學說理論是一種工具，應用來調查研究社會生活、建設理論，以此提高人民生活並活躍於國際社會學的研討會。透過臺灣的人口學研究，陳紹馨不僅得以與海外社會學界交流，其研究成果也得到高度讚賞。

總結日治時期至戰後的研究經驗1965年，陳紹馨在「臺灣研究在中國史中的地位」研討會上發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指出臺灣受到多重外力影響的特殊性，讓臺灣不僅能作為中國研究變遷的實驗室，且臺灣後發的現代性又能借鑒西方經驗，可測試、驗證甚至修正普遍性的社會科學理論。在講座的尾聲，鄭力軒老師與陳偉志老師認為，見證臺灣現代化過程的陳紹馨，在1960代時已注意到臺灣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並嘗試透過人類學、民俗學與統計學來實踐他的期許。如同他對臺灣研究的期待，陳紹馨對臺灣研究啟發也可說是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 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集刊》第22期（1966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