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戰後台灣政治史──從威權統治到自由化的歷程
主講:薛化元(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林果顯((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2年6月4日 17:30-19:00
地點: 臺北國際書展(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1樓)

文/謝家偉(法務部矯正署勵志中學教師)
本書編輯概觀
自臺灣進入民主化時代起,如何回首面對、詮釋威權時期的歷史,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臺大出版中心《台灣史論叢》系列出版〈戰後政治篇〉,由薛化元教授主編,收錄論文以臺灣內部政社發展與國際情勢影響為兩大主題,涵蓋戰後初期至解嚴後的政治、法律論題。此次書展邀請到薛化元與林果顯教授,為讀者闡明編成本書的歷程,並指出戰後臺灣政治史值得關注的若干論題。
本書主編者薛化元教授指出,現今在戰後臺灣政治史方面,原先可以政治與人權兩大主軸進行編輯。為了避免篇幅過大過重,本書以國民政府來臺後至政治民主化的歷程為主要關注方向。須注意的是,這個視角的研究成果容易過於關注臺灣內部政治發展,卻忽略外部因素的影響。故本書選文也適當呈現了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足見臺灣史無法自外於國際發展。在種種國際因素之中,影響最大者自然是美國。如本書選入松田康博〈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組織改組過程〉一文,從1949年前後特務機關來臺的改組與發展過程中,就可看見美國影子。
薛教授指出,自松田、蘇瑞鏘與薛化元等人的四篇選文,時間區段跨越1949年至1987年解嚴前後,儘管以特務組織發展、雷震案、言論管制與白色恐怖等主流政治發展為主題,讀者仍能不時見到來自美國方面的影響。此外,除了上述的國際因素,本書的編輯出版也涉及威權時代與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提供讀者重新思考的索引。 以歷史學研究而言,歷史學必定以時間為主軸,首先必須將任何主題放在其特定時間與空間的脈絡中說明。轉型正義則是第二層次,當國家從不民主體制轉移到民主體制,必定要經過一連串歷史重估、轉型正義的過程。
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多元議題與論述框架
講座第二階段,邀請到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林果顯,為現場讀者介紹本書。
林教授的導讀分享,以一個基本課題開始:任何一個對戰後臺灣政治史有興趣的人,面對現今多元的歷史詮釋,都會面臨採取甚麼角度與立場來認識戰後臺灣史的問題。林教授以自身家庭旅遊時,在桃園的觀光區見到關於十大建設的導覽,內容明顯受到學生時代熟悉的國立編譯館版本影響較深。然而,現今我們若翻究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可能又會見到大相逕庭的歷史解釋。
林教授認為,本書收錄的論文涵蓋多項議題,揭示戰後台灣政治史領域比較容易被忽略,或者更新的研究成果,藉以幫助讀者理解,還能自哪些新面向關心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綜觀所選輯的論文主題及內容,可分為三大框架:
1.框架一:政治體制
第一個論述框架係以政治體制為主題,內容通常與黨、政、軍、特等單位相關,具體以政治制度、憲政、政治事件、人事與民主化過程為常見主題。林教授認為,如「二元侍從體制」這樣的論述框架,是早期臺灣政治史研究的熱門議題,但現今學界已許久沒有較新的整合性框架出現。這些論述框架多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思潮影響,有大批政治學者投入威權體制、民主化發展的研究。此後,由於政治學者淡出,許多歷史學者繼而投入戰後研究。相對而言,歷史學者在論述框架的使用上相對謹慎許多。
在此框架的主題中,本書選錄松田康博關於蔣經國如何整合特務機關的論文。該文寫作於2000年,白色恐怖研究甫起步的年代。當時許多情報單位檔案尚未開放,松田則大量運用國民黨黨政等較側面的史料進行拼湊。讀者會發現,本文有一優點:分為黨政軍特書寫,但不會特別只寫台灣,而是連同中國大陸時期的起源與發展寫起。如此一來,可幫助讀者獲得兩大收穫,其一是特務單位在中國時各自為政,效忠蔣介石一人,但蔣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他們。撤退來臺後的情形不同,部門受到整合進入單一的指揮體系,避免搶功和行政混亂。特務體系此後被塑造為更服從於兩蔣,更有效率的情治體系。其二,是蔣經國整合特務機關的歷程,一定程度地複製了蔣介石在軍中一手打造黃埔體系,建立自己幕僚團隊與支持者班底的傳統。
2.框架二:戰時vs.平時
第二種框架,是「戰時vs.平時」的比較,同時也是戰後臺灣政治史重要的論述主軸之一。林教授指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本身即與中日戰爭時施行的《國家總動員法》頗有淵源,只是此時施行法律的原因從對日作戰,轉變為對共作戰,將種種限制加諸臺灣人民身上。國家與地方層級戒嚴法的實施,也讓臺灣及外島地區進入了長達數十年的軍管狀態。
在此框架分類下,本書收錄蘇瑤崇討論國民政府「軍事占領體制」與蘇瑞鏘討論雷震案的法律處置等兩篇論文,皆由政治史與法律角度出發,解構威權體制下政治體制與法律審判的不合理之處。林教授認為,若單純從違反人權的角度來批判,歷史解釋可以很簡單。但複雜的是,當今讀者是否能了解,過去的政府如何大費周章架起許多制度,並運用披上法治外衣的重層制度來遂行統治,限制人民的自由。對於民主化時代的人而言,理解國家如何在合法的外表下侵害人民的自由,理解當時人們的經驗,也是重要的事。
3.框架三:國際因素
框架三,是本書編者薛教授不斷強調的國際因素。對臺灣史有了解的讀者都知道,臺灣歷史始終與周遭的國際局勢緊密連結,戰後歷史也不例外。近十幾年來,涉及戰後臺灣史與國際形勢發展的研究愈發蓬勃。林教授認為,這類取徑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受矚目。
理解國際局勢變動,能夠幫助讀者理解國內政治決策的變化。例如本書選錄陳儀深、陳翠蓮與若林正丈等人的論文,顯示出世界大國怎麼看待臺灣、兩岸關係,另一方面也略及臺灣本地人士的想法與回應,具代表性的議題包括三個公報、《臺灣關係法》或若林正丈所提出的「七二年體制」。林教授特別分享,如陳翠蓮〈冷戰與去殖民:美國政府對戰後初期台灣獨立運動的試探與評估(1947-1950)〉一文,扭轉了一般咸認「台灣只是大國博弈棋子」的想法,考察當時臺灣人面對國際情勢如何抉擇,及如何決定未來政治走向的論述。因此,常有研究者開玩笑道,以後戰後臺灣史學者可能不是在國史館,而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胡佛研究所巧遇彼此,因為臺灣史研究的國際色彩已逐漸濃厚起來。
最後,林教授為自己的分享簡單作結,並提出展望。第一,本書收錄論文大多以中華民國國家為主題,回應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如何可能?」的議題。不論是各政府部門的重新整合、不同部門/時期的黨政軍特關係、涉外協調機構的內外整頓等議題,都有賴研究者從個別的細緻論題逐漸建構,累積成果。第二,海外學界對於臺灣政黨的田調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在臺灣對於國民黨以外的政黨研究,還有急起直追的空間。
分享與展望:如何理解威權體制?
薛教授接續分享,閱讀本書可以引領讀者思考的若干問題。例如,1950年代作為白色恐怖起源的時代,威權統治是否一定較1960年代更為高壓?臺灣在戒嚴時期長久未實施地方選舉,是因為處於戒嚴狀態,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實行?薛教授分享其研究心得,指出自己在一份公文中爬梳到證據,證明戰後臺灣之所以長久未實施地方選舉,是因為立法院在某年受行政院影響,遲遲未通過地方自治相關法規,與戒嚴、《臨時條款》無關。諸如此類的小故事,實是顯示最高當權者的個人意志,在威權時期是有可能凌駕制度、法律存在的。
薛教授也提醒道,現今對於威權時期的歷史還有許多未知的部分,教授在此處舉出若干事例,回應前述「1950年代的威權體制是否較1960年代更為強大?」的問題。如1950年代曾發生過,國民黨內部對行政院的出版品言論管制相關規定有所分歧,使大批省議員、立法委員群起批判行政院意圖強行修改出版法的事件。又如已是邁向民主化時期的1979年前後,黨外人士出版《自由中國》的紀念文章,卻遭到嚴厲查禁。此外,過往臺灣省主席一般均為文人,自1960年代末期起,省主席卻皆由有情治背景的軍人轉任,直到1970年代的謝東閔上任為止。然而,時至1970年代,對於本土語言的限制仍然十分嚴格,每天公開播放布袋戲、台語歌的時間受限,許多原住民族語聖經遭到沒收。
藉由以上事例分享,薛教授指出言論與政治自由空間的緊縮,並不是隨著時代發展逐漸順遂的過程。考察民主化的進程,不僅要關注國內政治,亦要注意國際因素的影響。例如江南案發生後,國內民主改革聲浪升高,美國國會亦透過AIT向蔣經國政府施壓。此後蔣孝武退出國家安全會議,繼而外派;蔣經國公開宣布,蔣家人不會再循前例世襲接班。 然而,解除戒嚴前夕,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卻剝奪了政治犯在解嚴後上訴的權利。基此,薛教授總結道,若仔細檢視解嚴前後的歷史,能幫助讀者重新思考蔣經國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發現解嚴的民主化有其限度,進而檢視其歷史評價。更進一步地,讀者也能感受到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更細緻的歷史層次。
//主題書籍//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台灣史論叢 戰後政治篇)》◎薛化元 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