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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資訊//
講題：謀生．越境．融合──17～19世紀的華南移民史
主講：菊池秀明（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
與談：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時間：2026年2月7日（六）14:00-15:30
地點：臺北世貿一館B932展位
主辦單位：臺大出版中心
文/ 黃品欣（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2025年12月，臺大出版中心推出新書《越境的中國史──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此書由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菊池秀明教授所著、廖怡錚女士翻譯而成。2026年2月臺北國際書展期間，臺大出版中心特別邀請作者菊池秀明教授親臨演講，並邀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巫仁恕教授主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李仁淵與談，共同探討華南地區長久以來存在的「越境」風潮。
活動由巫仁恕老師的介紹揭開序幕。巫老師強調，菊池秀明老師長期深耕太平天國研究，「若在日本學界，菊池老師謙虛自稱第二人，便無人敢稱第一」，足見其研究的代表性。太平天國始終是歷史學界的熱門課題，然而菊池老師的研究視角十分獨特，他跳脫傳統框架，從社會變遷與移民遷徙的角度重新探討太平天國相關課題。提及《越境的中國史》一書，巫老師指出該書在日本雖是以通俗讀物的定位出版，但其背後的歷史脈絡深厚且廣闊，從各個角度探討太平天國時期的社會問題，並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鏡像」，讓我們能藉此重新認識清代以來的臺灣歷史。
菊池秀明：華南移民的跨界與多元社會的誕生
主講人菊池老師在演講伊始，先分享了自身的臺灣觀察。他提到，臺灣給多數外國人的印象多是人情味濃厚、美食多元，他進一步認為臺灣是非常宜居的地方，主因在於這裡的人們大多是外來移民及其後裔，這種特質讓身為日本人的他在臺灣生活時，完全不會感到壓力。臺灣與華南社會皆有此種特性，二者都是由多族群、多民族交織而成的複雜社會，菊池老師隨即拋出核心提問：為何今日的臺灣或華南地區，能成為讓外來者感到舒適、無壓力的多元社會？這個社會又是如何在經歷無數族群間激烈的競爭與矛盾後，發展成今日的面貌？
為了解答此問題，菊池老師將十八世紀的中國與同期的日本進行對比。當時中國正經歷人口爆發，總人口數從1.7億暴增至3億，其中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的人口增長尤為顯著；反觀同期的日本，人口卻長期停滯在3千萬人左右，一直延續到德川幕府末期。造成此差異的關鍵在於兩國的財產繼承制度，日本實行長子（一子）繼承制，僅由長子繼承家族產業，藉此維持家族規模與經濟實力，卻也導致次男、三男不易成家立業。當時江戶地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城裡充滿單身赴任的勞動力，許多男子往往終生無法結婚。
相對地，中國社會奉行嚴格的「諸子均分制」，所有兒子皆能平分父輩遺產。雖然這保障了後代的生存權，卻也導致財產隨代際遞減，數代之後，每人分得的耕地面積已遠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面對飢餓與貧窮的生存壓力，閩粵一帶的居民被迫向外尋求發展，如前往東南亞從事貿易、將海外大米運回故鄉，或渡海來臺、前往廣西開墾。這股大規模的跨界流動，正是華南居民為了解決生存危機而產生的必然現象。
移民的外地經歷與謀生策略
菊池老師以十八世紀末廣東潮州人劉文才的經歷為例，具體展示移民艱辛的外地生活。1787年，劉文才因聽聞泰國「米價甚賤，容易賺錢」，欲搭商船前往，卻因戰亂流落至緬甸阿瓦。他在當地發現了唐人社群，但在居住數月後，因無法適應當地嚴重的瘴氣，打算逃回雲南。逃亡過程中，他發現當地米多人少，當地人甚至願意無條件提供糧食。這段經歷揭示了海外華人對於「家鄉」與「外地」的強烈對比意識：家鄉雖然安穩卻人多糧少，版圖之外雖然陌生卻充滿資源。這股驅動力促使他們不斷向外擴張、追求發展。
在陌生環境中，這群底層移民展現出極強的韌性。菊池老師以客家人為例，指出「謀生」一詞在粵語中為「揾食」，直譯是找尋食物之意，其他含義包括為了規避失敗風險而同時經營多項事業的策略。正如客家研究先驅羅香林所言，客家人的特徵是「兼營農工商學仕兵」，他們不只務農，也同時經營手工業，並頻繁在國內外移動。這種一個家族或個人同時涉足多種產業的風險分散法，是當時職業身分相對固定的日本社會難以想像的，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
然而，這種為了謀生選擇棄農從商、四處流動的行為，與清政府當時奉行的「農本主義」理念背道而馳，主因在於官方極難監控這群頻繁移動的人民。清廷常以負面詞彙批評這些移民，認為他們是「非分營求，意外妄想」，甚至嘲諷他們若事與願違，最終只會落得「一事無成，兩鬢斑白」的下場。但民間族譜或審訊口供中，仍保存了移民對於官方批評的反對意見；他們肯定兼營多項事業的合理性，認為「如士業不成，農又不就，則當學商業」、「若為商無資，不妨為工」，表達為了謀生，多方經營是理所當然的抉擇。
菊池老師指出，移民的成敗皆由「謀生」行動展開，例如廣東客家人謝澤鵬在1773年赴廣西尋求出路，同時經營商賈、酒館等多種行業，後因數度行竊官府被捕；而福建漳州人林石，在彰化縣大里杙定居後，透過將稻米運往外地販售致富。雖然林石本人因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受挫，但其子孫在霧峰持續經營各項事業，第五代林文察更因軍功升為提督，獲得政治發言權，最終成為如今知名的霧峰林家。
械鬥與社會重組：族群邊界的流動與強化
接著，菊池老師說明資源爭奪與械鬥對社會產生的重組作用。所謂「械鬥」，是指華南地區民間武力鬥爭的傳統，尤以十八至十九世紀最為激烈。械鬥在各地的稱呼不一，在臺灣稱為「分類械鬥」，廣西稱為「來土械鬥」，廣東則稱「土客械鬥」，其衝突核心大致環繞在先來後到的族群矛盾，或與原住民之間的資源競爭。械鬥雖造成族群與民族間的分裂，但在鬥爭過程中也存在互相融合、重新劃分界線的契機。
以廣西的來土械鬥為例，該衝突發生在開發條件惡劣的貴縣（貴港）北部山區。當地居住著壯族、講土白話的漢人早期移民，以及十八世紀末才遷入的廣東客家人，當地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卻由廣東商業移民（廣府人）壟斷。為了解決生存危機，客家人、壯族與土白話人群體爆發了激烈的三角械鬥，最終在械鬥中戰敗且無路可退的客家人，選擇加入拜上帝會，成為太平天國起義的核心力量。械鬥後，各族群彼此排斥、互不通婚，甚至以貶義詞互相稱呼，因此強化了族群認同。
菊池老師強調，族群認同並非一成不變。例如，一戶廣西客家人因與壯族往來密切，竟被其他客家人視為敵方殺害；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也有類似經歷，其父是客家人，母親與妻子則是壯族，但在械鬥發生時，他身為貴縣上帝會的領袖，仍必須與壯族團練對抗。由此可見，族群認同是在衝突與協作中不斷流動、建立出來的情況。
在臺灣，械鬥發生的頻率同樣驚人，且類型多樣（如閩粵、漳泉械鬥），亦常成為民變的導火線。1832年的「張丙之亂」即是典型案例：張丙原是嘉義的遊民，因遭官府誣陷而起事，這場動亂隨即與嘉義當地的閩粵械鬥掛鉤，張丙進而與械鬥領袖陳辦一同組織叛亂，規模最高達兩萬餘人。在臺灣的械鬥中，族群結盟亦非固定，如六堆客家人為了對抗閩南人，甚至透過客商牽線與排灣族結盟，聯手攻打閩南村莊。
演講最後，菊池老師總結道，華南地區因人口爆炸演變成典型的移民社會。移民前往海外尋找出路，是為空間上的越境；為了降低風險，移民同時從事多種職業、增加發展可能，這種謀生的行為模式則屬於「社會上的越境」。在競爭激烈的移民環境中，漢人各群體或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往往演化為械鬥。械鬥雖然在短期內強化了各民族與族群間的認同邊界，導致族群隔離，但從長遠來看，嚴重的對立也促使不同群體重新拉攏與結合。人們在克服了民族、族群界線的過程中，最終孕育出一個包容的多元社會，這正是「越境」所帶來的結果。
由下而上的「不受統治的藝術」
接續菊池老師的演講，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老師分享了對《越境的中國史》的「讀後感」。李老師的研究專長為明清社會文化史，長期關注書籍流通、地方文獻與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地方社會。李老師指出，本書是一部「由下而上的歷史」，作者透過田野調查、族譜、墓碑及口供等非官方史料，拼湊出極少留下文字記錄的底層人民樣貌，揭示出平民為了維持生存所採取的種種策略。
李老師特別將本書與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進行對比，認為菊池教授筆下的華南移民，呈現出的樣貌恰是「不受統治的藝術」，全書以故事串連，更賦予極高的可讀性。此書不僅聚焦在個人的生存選擇，又能從中看見主導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趨勢與事件，例如海外華人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如孫中山），或是由移民主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足見中國史與華南史的發展關鍵，皆能從這些移民的動向中尋得端倪。
李老師強調，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關注「移動的歷史」。對清朝官府而言，理想的狀態是人民以農為業、安穩地待在地方，這種樣貌常呈現在方志的記載中，然在十八世紀，人民的「移動」或許才是常態。受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等自然環境因素驅使，加上新技術的傳入，促使人們向山區耕種與伐木，產生了不同層次的人口流動。在中國版圖內的移動，包含從華北到東北（闖關東」）、西北，或從長江下游移往中上游（如湖廣填四川）、珠江下游移至上游，平地移向淺山等；版圖外則擴及臺灣、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地。針對移民進入邊區或山區的規律，李老師梳理出一個階段性的過程。通常先由負責維持秩序的軍事單位（如衛所）進入，因有人駐紮，帶動採礦、伐木等資源開發，隨後商人與市場進入以支撐經濟活動，最後才是大規模的農業開發與人口湧入，轉化為糧食產地。
關於種種人群移動，《越境的中國史》中便詳述了原住民與移民在不同階段的應對策略。不同位置與不同階段的人們可能採取不同策略，有些人選擇側近主流，透過參加科舉或進入官方武力體系；有人採取誘騙或強奪土地來確保利益；亦有人藉由宗族與地方武力鞏固地方控制權。至於那些被排除在主流組織與意識形態之外的群體，則發展出非主流的生存方式，例如透過異姓結拜、建立秘密社會，或信仰非主流宗教（如拜上帝會、天主教）等非傳統信仰，以此獲得精神與社會生活的歸屬。
這種底層的生存策略與空間移動，不僅影響了中國內陸，也延伸至全球。李老師提到，被災荒與糧食短缺推向海外的閩粵移民，在東南亞（如泰國、馬來亞、巴達維亞）面臨著與當地原住民、殖民政府互動的挑戰。他們在異鄉複製了宗親會、公司等組織形式，也會爆發為了爭奪資源的械鬥。然而，海外華人與原鄉的連結並未斷絕，例如巴達維亞僑民曾捐資重建海滄的青礁慈濟宮，並立下《吧國緣主碑》以作紀念，反映出海外──海內的聯繫紐帶。
最後，李仁淵老師總結道，本書的啟示在於告訴我們如何重新接近歷史。透過跨地域的比較視野，不僅能將臺灣史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中討論，也能藉此重新審視當代的族群現況與移民議題；並從過去的衝突與融合經驗中，為現代社會提供了思考、反省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