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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資訊//
時間： 2026年2月4日（三） 14:00-15:30
地點： 世貿臺北國際書展
主持人：蔡林縉（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Tunkan Tansikian陳張培倫（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Skaya Siku（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Bavaragh Dagalomai謝若蘭（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文／楊曉珞(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
2026年臺北國際書展期間，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舉辦「原住民族知識論建構與去殖民實踐——學校教育、紀錄片與研究」講座，談去年出版的新書《臺灣原住民族知識論及其外：知識生產、多元實踐與去殖民批判的關係性共構》。本書源於2018年在美國UCLA由多位原住民族學者與實踐者參與的國際研討會討論，歷經英文版Indigenous Knowledge in Taiwan and Beyond出版，終於2025年增加新的篇幅與脈絡後，以中文版面世。講座由本書編者之一蔡林縉主持，邀請三位作者陳張培倫、Skaya Siku、謝若蘭，分別從教育現場、影像實踐與研究倫理三個面向，探討原住民族知識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建構、以及去殖民實踐。
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作為一場深化的社會運動
講座開始，Tunkan Tansikian陳張培倫老師首先拋出提問：「原住民族知識是否可以變成學術研究、甚至出版成書？」他指出，有些人認為原住民族知識應當是在部落中實踐，反對將其學術化或書寫成書。然而，不管是由學者書寫、或由部落組織運作的知識，都只能看到局部的面向，本書結合了不同領域學者與在地視角，提供更多角度的觀點，這樣的出版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討論是有必要的。
Tunkan老師認為，原住民族知識的建構就是社會運動，是1980、9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深化版。因為原運不只是權利語言的對話，而是整套知識的對話。早期的原運多在街頭抗爭或倡議文件中展現，如正名、還我土地等訴求，隨後，這些權利逐漸進入法律與制度的建制階段。然而，當法律條文確立後，若缺乏相應的知識體系作為支撐，這些法律在運作時往往會遭遇「知識殖民」的困境。
他以著名的「王光祿狩獵案」為例，在該案中，主流法律觀點下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將原住民狩獵行為限縮在傳統文化、祭儀，而未包含自用。這反映了主流社會與原住民族對於「狩獵」理解的差異，若不回到原住民社會的脈絡去理解人與動物、人與環境的關係、人如何看大自然的運作，便無法解釋狩獵的正當性。從這裡可以看出，政府在運作法律時，習慣找專家學者解釋，卻往往是以主流社會的知識去解釋，使得看似保護原住民族的法律，實則無法完全保障。因此，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是為了提出另一種觀點，創造對話空間，讓不同世界背後的知識體系能夠平起平坐去對話。
目前，教育是原住民族知識實踐最主要的場域。Tunkan老師分享自身經驗，身為布農族人，他從小在學校教育中從來沒有學習到任何布農族的知識。他特別提到目前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課程實踐，例如教導學生製作陷阱、編織、種小米等，在主流社會眼中，這些容易被簡化為單純的「技能課」或活動，但其實這些實作中都蘊含知識，也是恢復部落以「口述實作」傳承知識的模式。這並非單純的復古，而是為了讓下一代能以此為基礎與主流社會對話，建立身為「泰雅族人」或「布農族人」等族群自身的自信與認同。
原住民族知識的流動性與複雜性
第二位講者Skaya Siku老師則從她的影像工作經驗與視覺人類學專業、以及目前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工作的雙重身分，分享她的看法。她認為原住民族知識是公共性的，是可以辯論、且不斷辯證的過程。
Skaya老師在講座中列舉一些案例，顯示當代原住民族知識如何被實踐與轉化。首先是Pilin Yabu比令．亞布校長，他不僅是紀錄片導演，也是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校長，早在十多年前，泰雅族校長們便開始討論原住民課綱，思考如何將原住民族知識教案化，以及如何將一般學科與原住民學科融合，展現了極具遠見的教育實踐。其次是Mayaw Biho馬耀．比吼的影像行動，他透過影像展演，呈現原住民族在社會中的掙扎與訴求，後續又創辦Pinanaman邦查幼兒園，用多種方式記錄、傳播、實踐原住民族知識。另外，蘭嶼的「希望療園」（居家護理所），結合了達悟族的文化信仰、親屬關係與倫理、情緒療癒與關懷、以及現代醫療的做法，最近臺灣也積極引入紐西蘭「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的概念到原住民健康照護體系。這些做法顯示原住民族知識並非封閉，而是會流動並帶有複雜性。此外，當代原住民族知識傳承與實踐的變動，例如男性織者與女性獵人等新的身分實踐，顯示原住民族知識的傳授與實踐方式，擁有比過去更寬闊的想像空間 。
去殖民實踐的重要性
第三位講者Bavaragh Dagalomai謝若蘭老師，則將焦點拉回至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的核心問題——研究倫理與去殖民。她首先向在場聽眾拋出連串提問：「誰有權定義知識？誰有權研究誰？誰有資格詮釋？研究成果屬於誰？」謝若蘭老師指出，討論知識體系並非抽象的哲學辯證，而是攸關權力結構的現實問題。數百年來，原住民族始終處於被研究、被書寫、被分類、被治理的客體位置，從日本時代的調查即可見一斑，殖民者透過研究，對原住民進行群體、地域、語言等分類，繼而作為殖民者治理的依據。長期以來，對原住民社群的研究、抽取知識一直都是殖民式的。即便是今日的轉型正義工程，若缺乏反思，也可能在無意間侵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針對學術界習以為常的「研究倫理」，謝若蘭老師認為，僅靠簽署知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或通過IRB（研究倫理審查）是絕對不夠的，尤其是簽名這件事，對很多國內外原住民而言，白紙黑字的簽名往往伴隨著土地因簽名而流失的歷史創傷。她指出，研究倫理的重點應該是全面檢視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是否再次重演殖民？知識的流動，是否仍然服膺於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學術權力結構？」研究倫理的核心不應是程序，而是「關係」，因此本書第四章便提出「場域倫理」的概念，這是一種以信任為基礎的長期承諾。場域倫理不是只有找到人簽名就完備了倫理，是研究者是否願意承擔長期的關係。所謂長期關係，不是進場搜集資料、認了乾爹乾媽、結交許多朋友、參加祭典、吃了烤豬等等之後，就離開了。舉例來說，過去很多人做太巴塱研究，但是當這裡發生事情，多少學者願意回去？這就是長期的關係責任。
此外，謝若蘭老師提出「知識主權」與「資料主權」的重要性，這挑戰了「知識是公共財」的預設，但事實上，部落中有些知識具有神聖性、或是被禁止公開，這些知識並不是為了學術流通而存在。她強調，原住民族社群應擁有對自身知識的所有權、近用權與保護權。此外，原住民族知識的研究成果是否回到社群，必須看比例原則，若學者僅將研究成果作為個人升等、獲獎的工具，而未對等回饋給社群，這便是殖民知識的再生產。去殖民不是只有政治和法律面向，知識體系本身就是殖民結構，如果研究是單向抽取，並將知識去脈絡化，而外部學者或少數菁英享受部落知識的涵養、掌握詮釋權、卻忽略關係與責任，這樣的知識建構依然是殖民式的。
講座最後，謝若蘭老師引用紐西蘭學者Linda Tuhiwai Smith的發言，「我們這一代是在為下一代開創空間」，讓下一代能在這個空間基礎上創造應有的知識體系。她強調，去殖民是我們的核心戰場，也是我們希望邁向的目標，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將原住民族知識拼湊進主流學術圈作為補充劑，而是要從根本上挑戰主流社會對「知識」的定義與客觀性。今日的去殖民建構，是為下一代創造空間，讓下一代能直接運用自己的語言與思考去建構知識體系，無需再耗費心力重複討論「誰才是主體」這類基本問題。
AI科技與日常生活的去殖民實踐
在講座最後的問答環節，講者們針對AI科技與去殖民的日常實踐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關於AI對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的影響，Tunkan老師分享了一個正面的實務案例：有一位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漢人老師，為了學習原民知識並製作教案，使用AI協助分析耆老的口述資料，AI推測出幾種可能的說法後，再請耆老確認。這不僅克服了語言與文化轉譯的困難，也加速了知識轉化為課程的過程。但他同時也提出負面角度，若AI的數據來源本身存在偏差，像是網路資料有錯或只有單方面的資料，或者AI與資本主義結合，原住民族知識可能面臨被扁平化、甚至流失的風險 。
Skaya老師則將AI比喻為智慧型手機，雖然方便但可能被其控制視野，因此不應盡信AI。她舉例，在紀錄片《不得不上路》中，當巴奈老師還在考慮成巫的時候，其實其他的sikawasay（祭師）已經「看到」了，也例如前陣子有原民台攝影師在溪洲部落拍攝時，耆老告訴他，他站的位置擋到了耆老與神靈溝通的路徑。也就是說，當我的身分看不到那裡、我的眼睛看不到那裡，其實我不會知道，因此視角是受到各種限制的。此外她指出，我們會以為知識產製是沒有情緒的，其實不是，人有情緒，這些情緒可能影響或變成知識生產的力量。
謝若蘭老師則引用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副校長的觀點，他曾經拿著手機在marae（毛利聚會所）裡面對大家說：「這對年輕人來說是學習的工具，因此我們應該去發展它作為工具」，例如發展手機app、VR等技術去記錄知識或當作學習工具。科技是中性的工具，重點在於使用者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底蘊去判斷與善用，而非被工具駕馭 。
針對聽眾提問「長期的殖民歷程留下許多難以去除的影響，我們該如何去殖民？」，三位講者給出了具體的建議。Tunkan老師認為去殖民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關鍵在於「決定權」——由原住民自己決定哪些傳統要留在過去、哪些要保留。Skaya 老師認為去殖民應該成為每天的日常，這本書的出版、以及原住民族知識開始被討論，正是讓我們去重新思考、自我解殖，但她也提醒重點是要保持彈性。謝若蘭老師則強調，意識覺醒的過程很重要，而且個人的困擾往往反映了結構性問題，可以透過集體討論與行動，從意識覺醒走向實際處理問題，因為「原住民沒有不去處理的本錢」 。
本次講座透過三位講者的多面向對話，清晰地勾勒出原住民族知識論的建構不僅是學術工作，更是關乎原住民族的權利與權力，以及實踐原住民族主權的基石。去殖民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發生在學校課程、抗爭影像以及每一次的研究互動中，是一條通往未來的實踐之路。
